一、一場不可不避免的戰爭
鴉片戰爭，通常指英國政府發動的第一次鴉片戰爭。
迄今以來，按英國主流曆史的言說，他們從未承認這是一次“鴉片戰爭”，從而刻意抽空了此次戰爭中“鴉片”的內涵或定義，撇清了這次戰爭與鴉片的關係。英國史家把這次戰爭稱之為第一次英中戰爭（First Anglo-Chinese War）或“通商戰爭”。說來又很吊詭，無論是英國內閣，還是國會，均未正式對清政府宣戰，這是一場不宣而戰的侵華戰爭。他們甚至認為，其對中國采取的軍事行動連戰爭也不是，隻是一種報複（reprisal）。然而英國人又無法否認，從一開始，那個叫囂要對中國發動戰爭的喬治·斯當東勳爵就在國會上聲明：“我們不否認這個事實，要不是鴉片走私的話，就不會有戰爭。”這位英國貴族很猖狂，倒也很直爽。
我在前文提及，早在明崇禎十年（1637年），史上第一支駛往中國的英國武裝船隊——威得爾船隊就是用炮艦開路。自那之後，隨著大英帝國在海上的強勢崛起，一直把戰爭作為其開辟中國市場的選項之一。而在虎門銷煙的五年前（1833年底），英國外交大臣帕麥斯頓給英國駐華第一任商務監督律勞卑發出了更明確的訓令，指出了英國駐華商務監督的三大目標：“開辟商埠；推銷鴉片；獲得軍事據點。”這是白紙黑字的曆史證據，英國向中國走私鴉片並非英國鴉片販子所為，而是英國政府的既定國策，英帝國就是鴉片走私的真正元凶，這也是他們難以推卸的曆史責任。從另一方麵看，帕麥斯頓既然下達了“獲得軍事據點”的命令，隻要稍微有點軍事常識的人就該知道，如果不發動戰爭，又怎麼能獲得軍事據點？而獲得軍事據點，難道不是用於戰爭？
對於帕麥斯頓外交政策，誠如英國近代外交史專家韋伯斯特所謂：“艦隊是其外交的主要工具。”大英帝國以當時世界上最強大的艦隊和最發達的工業作後盾，把侵略的觸角伸向世界各地，在外交上常常表現得毫不妥協，甚至隨時準備動武。這也足以證明，英國政府發動侵華戰爭是其蓄謀已久的既定國策，絕不是由於林則徐掀起的禁煙運動或虎門銷煙所引發，至少不是根本原因。
帕麥斯頓還有一句眾所周知的名言：“沒有永遠的朋友，僅有永遠的利益。”這是他的外交立場，也是大英帝國的立國之本，一切皆從利益出發，利益至上，追求利益的最大化，為了利益可以不擇手段，也可不惜一切代價。而對華的鴉片輸出給英國帶來的巨大貿易順差和巨額利潤，這是他們是絕不會甘心放棄的，一旦遭遇強有力的遏阻，他們勢必做出強有力的應對。
英國不是不知道中國的底線，但他們早已看清了中國底牌，自恃憑借他們的堅船利炮和縱橫世界、所向披靡的軍事實力足以戰勝一個外強中幹的顢頇帝國，而當時的英國不但憑借工業革命這一強有力的引擎成為世界上最強大的資本主義帝國，也通過戰爭奪得了世界霸主的地位，在戰爭中攫取了巨大的權益。說穿了，像英國這樣一個在地緣上被邊緣化的大西洋島國，能夠在世界上迅速崛起，除了工業革命的偉力，還有兩件利器，一是以貿易搶占國際市場，一是以武裝侵略開辟市場和掠奪資源，而中國，已是他們覬覦百年的巨大市場和資源大國。又可見，從資本主義帝國的本性看，這是一場不可避免的戰爭，即便不是鴉片戰爭，也可能發生其他的貿易戰爭，即便在1840年不發生，遲早也會發生。
帕默斯頓也早已赤裸裸地聲稱，從十九世紀三十年代後，對於英國的製造商而言，歐洲市場逐漸下滑，英國在早期工業革命中的壟斷地位越來越被弱化。向外擴張，比如向中國、太平洋和南亞地區擴張，成為必然。
如今，在我們的同胞中也不乏為大英帝國辯解者，認為英國無意於向中國開戰，他們隻是想同中國做生意、搞貿易，這也正是英國傳統的曆史觀。隻要對曆史稍微有所了解的人都知道，林則徐在厲行禁煙的同時，一直竭盡全力想把英國商人納入同中國做生意、搞貿易的正途，他對清廷關閉中英通商的大門是打心眼裏是反對的。但英國主流曆史學家對林則徐的努力避而不談，甚至根本不承認中英之戰是一場因鴉片而起的“鴉片戰爭”，迄今，他們依然認為這是一場“以文明和自由貿易為目的”的貿易戰爭。英國主流史觀如此認為，尚可站在他們的國家立場上去理解，悲哀的是，一些中國的近代史家竟然也站在了英國的立場上。
這裏有必要對林則徐抵粵禁煙到鴉片戰爭爆發前的那段曆史做一次回顧，曆史不忍細看，而真相往往又在細節中。
1839年3月22日（道光十九年二月初八日），義律從澳門寄發一封給英國外交大臣帕麥斯頓的報告，到4月3日他向帕麥斯頓提出十分具體地侵華計劃和戰略目標，這是義律給帕麥斯頓的第一批報告。據來新夏《林則徐年譜新編》，帕麥斯頓收到義律第一批報告的時間為8月5日（六月二十六日）。義律在被困十三行、回到澳門期間，從4月3日至5月29日又不停地給帕麥斯頓寫信報告，這是義律發出的第二批報告，帕麥斯頓收到這批報告時已是9月下旬了。他讀著義律的報告，真有來得太遲、相見恨晚之感，還在一些關鍵段落上重重地畫上了記號，而以他在英國政壇舉足輕重的地位，決不會讓義律的建議淪為一紙空文。
與此同時，那些被中國驅逐出境的約翰·顛地等鴉片販子皆已陸續回國，他們也把林則徐在廣東繳煙的消息傳到了倫敦。這些鴉片販子如一個個找到了主子的喪家之犬，林則徐對他們的打擊也確實太慘重了。又豈止是他們，整個英國都受到了中國禁煙運動的衝擊。據《澳門新聞紙》後來發出的一篇遲到的報道：7月31日早上，當林則徐命令繳煙的消息傳到倫敦時，“天色昏暗愁慘”，糧價、銀價俱漲。而接下來的虎門銷煙不僅使英商價值六萬多英鎊的鴉片化為灰燼，而且還讓原準備運往中國傾銷的大量鴉片斷絕了銷路，讓那些野心勃勃想要牟取暴利的鴉片販子陷入了絕境。英國一直以來利用棉織品、鴉片和茶絲構成了掠奪中國和印度財富的一條鎖鏈，隨著鴉片走私之路的斷絕，致使英國對華貿易的整個利益鏈都被打斷了，一方麵他們失去了鴉片輸出所賺取的暴利和巨額的對華貿易順差，一方麵他們又必須用白銀采購中國的茶葉和絲綢，這就必然造成英國市場上的茶絲漲價和銀根吃緊，也意味著他們必須回到鴉片貿易之前的那條老路上去，從對華貿易的巨額順差又變成以前的巨額逆差。
那些損失慘重又充滿了屈辱感的鴉片販子，回國後的第一個目的就是搬救兵，為他們複仇。8月7日（六月二十八日），顛地等九名鴉片販子在倫敦召開了一個緊急會議，這次會議的目的就是要向帕麥斯頓叫囂發動侵略中國的戰爭。這次會議，“鐵頭老鼠”威廉·查頓（渣甸）沒有參加，他當時還在意大利的那不勒斯。查頓的影響力遠遠高於顛地，在廣州，他是英國最大的鴉片販子和英商的領袖，他雖說沒有和林則徐直接遭遇，但他的怡和洋行遭受了最慘重的損失。在倫敦，他是推動英國政府發動侵華戰爭的急先鋒。查頓從那不勒斯回到倫敦後，便積極活動倫敦的莫克尼亞克·斯密斯公司。這個公司是倫敦經營對外貿易與金融業最顯赫的巨頭之一，它與廣州的怡和洋行同出一源，互為代理人，而且還有直接的血緣關係，怡和洋行的馬地臣是這個公司的重要股東之一。斯密斯在倫敦政治舞台上十分活躍，他不但是下院輝格黨一個有力集團的首腦，還是被帕麥斯頓“當作機密顧問”的密友。查頓與帕麥斯頓原本就是愛丁堡大學的校友，但僅憑一次校友關係他還沒有十分的把握遊說帕麥斯頓發動對中國的戰爭，他是通過斯密斯的關係，帶著義律寫給他的引薦信，去拜見帕麥斯頓，據說在他手裏還有數百名在亞洲和英國的英國商人簽名的請願書。
查頓不隻是進行戰爭遊說，還向英國政府提交了一份詳細的報告，其中有他多年來對中國軍事的偵察情況，他指出中國軍事尤其是海軍的缺陷，那簡直還像一個中世紀王國（至少在軍事防禦水平上如此）那樣落後，這樣一支老舊不堪的軍隊，若同擁有蒸汽機、戰艦、訓練有素的英軍作戰，查頓聲稱“幾個星期就能打敗中國”。他還製定詳細的戰爭計劃、戰略地圖、戰爭策略等，甚至連軍隊和軍艦的後勤保障或補給也考慮得麵麵俱到。這個計劃稱為“查頓計劃”（Jardine Paper），其欲達到的主要目標是：完全補償林則徐沒收的兩萬多箱鴉片，逼迫清政府簽訂通商條約要並開放更多的港口貿易，如福州、寧波和上海等。查頓還建議占領廣州附近的一個島嶼或港口，而香港最為理想。查頓還清楚地說明了完成以上目標所需要的海軍和陸軍數量，並提供了當地的地圖和海圖，查頓在林則徐抵達廣州之前就已逃離中國，而他的這些建議，這些地圖、海圖和針對中國作戰的軍事分析，必然是此前就已在密謀和準備的。
查頓除了給帕麥斯頓出謀劃策，還在給英國國會的一封建議書中說：“不要正式的購買……不要單調乏味的談判……發布強製命令給梅特蘭爵士，批準他占領並繼續占有所有這些地方是必要的，騎兵中隊在他的命令下完全勝任，……直到從祖國派出足夠的海軍和軍事力量。到所有這些實現時……不是到那時為止，才可能著手談判下麵的條款，你拿走了我的鴉片，我拿走你的島嶼作為報複，因此我們是對等的，從那時如果你讓我們友好共處。你不能保護你的海岸線抵抗海盜。我能，所以讓我們互相理解，並學習促進我們相互的利益。”這一建議書或是翻譯的問題，有些語焉不詳，但大致意思是明白的，他提到的梅特蘭爵士應為當時英國皇家海軍少將。有人說，他的這一建議書“開創了今天聲名狼藉的‘炮艦外交’的先例”。
從義律的建議到“查頓計劃”，可以清楚地得出一個曆史結論，無論是英國政府，還是英國商人，一直在處心積慮地準備發動一場對中國的侵略戰爭，然而我們的很多同胞，迄今仍然沉迷於鴉片戰爭可以避免的幻覺中，他們也許是被另一種鴉片煙毒麻醉了，認為這是一場可以避免的戰爭。
挑起戰爭的當然不隻是查頓、顛地等鴉片販子，那些和鴉片利益有關的議員、銀行家、商人、鴉片走私船船長等以倫敦“印度和中國協會”為據點，策劃於密室，運籌於“帷幄”，又紛紛奔走於內閣與議會之間，為推動英國政府發動侵華戰爭煽風點火。還有那些在英國—印度—中國三角貿易體係中扮演重要角色的紡織工業資本家集團，也在為發動侵華戰爭進行著隱蔽而緊張的活動，倫敦、曼徹斯特、利物浦、裏茲、格拉斯哥、布裏斯特等大城市商會紛紛要求政府“采取堅決有力的行動”，英國的港口商人與鴉片貿易有關的員工，開始在英國各地舉行示威遊行。9月底，英國曼徹斯特與對華貿易有關的工業資本家和商人（共三十九家）聯名上書帕麥斯頓，要求英國政府“對於中國方麵這種侵略行為，應予以迅速的、強有力的、明確的對策”，而這些具有侵略性的商人早已下意識地將貿易和戰爭捆綁在一起，他們一致認為這是中國逼迫英商繳煙是一個絕好的機會，“利用這個機會，將對華貿易置於安全的、穩固的、永久的基礎之上”。在挑起侵華戰爭時，英國商人可謂是同仇敵愾，就在曼徹斯特商人聯名上書的同日，又有近百家倫敦商人聯名上書，要求政府表明意圖，早日決定政策，還急不可耐地敦促政府：“若加拖延，深恐這項貿易落入別國商人之手。”
這一切都正中帕麥斯頓的下懷。這位英國外交大臣（後來又登上首相寶座），一直以訴諸武力而謀求英國的霸權和特權，竭力滿足英國資本家欲壑難填的貪婪要求，一位名叫沙夫茨伯裏的勳爵說：“帕麥斯頓的名望高極了！”
一直到現在，他都是一位令英國人驕傲的“民族英雄”，在英國到處都可以看見他的雕像，那像鷹一樣犀利的眼神，還有那堅硬的、充滿了骨感的鷹鉤鼻，一看就是一個典型的鷹派人物。這絕非我對他的臉譜化描寫，他用自己的一生驗證了自己，他就是一個典型的鷹派人物。馬克思對帕麥斯頓做出了這樣的評說，“戰爭已變成帕麥斯頓獨裁的生命攸關的條件”，“他站在教士和鴉片走私商中間”，“跟聖潔的主教和邪惡的鴉片走私商在一起的，還有大茶商，他們大部分都直接或間接從事鴉片貿易……”
是的，帕麥斯頓早已蓄謀發動侵華戰爭了，但他具有豐富的政治經驗，在這一點上他倒是和林則徐頗有異曲同工之處，那就是很善於利用“民意”來達到其政治目的。在英國商人群情激昂的推動下，發動侵華戰爭已如一座即將噴發的火山。
1839年10月1日，帕麥斯頓在內閣會議上力排眾議，敦促英國政府即刻派出軍艦封鎖中國沿海。當日，英國內閣會議做出決定，“派遣一支艦隊到中國海去”，“對三分之一的人類的主人作戰”，這是英國內閣在沒有經過國會批準的前提下，所做出的發動侵華戰爭的一個決定，並訓令英國駐印度總督予以合作。但很明顯，促使英國內閣做出這一決定的直接原因，並非虎門銷煙，而是義律在虎門銷煙之前發出的兩批報告，又主要是針對林則徐封鎖十三行和逼迫英商繳煙的，而英國政府此時還沒有接到虎門銷煙的報告。因而，嚴格說，虎門銷煙並非英國發動侵華戰爭的直接導火索。
10月18日，帕麥斯頓將內閣會議決定以密函通知義律執行，並對具體方案做出了指示：“……女王陛下政府認為絕對必須把大不列顛和中國的今後關係安置在明確而安全的基礎之上，為此，閣下政府意將派遣海軍到中國海去，可能還有少量陸軍。……女王陛下政府現在的想法是：立即封鎖廣州與白河或北京諸河，封鎖廣州與白河之間認為適當的若幹處所，占領舟山群島中的一個島，或廈門鎮，或任何其他島嶼，凡是能夠用作遠征軍的供應中心與行動基地，並且將來也可以作為不列顛商務之安全根據地的就行；女王陛下政府是有意於要永久占有這樣地方的。女王陛下政府還打算立即開始捕捉，並扣押海軍所能夠弄得到手的一切中國船隻。采取了這些步驟之後，海軍司令應該進到白河河口，向北京政府送一封信，告訴他們不列顛政府何以采取這樣的行動，要求如何；並說明，這樣行動將繼續下去，一直等到他們派遣適當的官吏，有權並攜有訓令到司令的船上答應大不列顛的一切要求的時候為止。”
這一密函哪怕以當時最快的速度發出，義律也隻能在四個月之後收到了。
值得注意的是，在帕麥斯頓的指示裏，已提出了“遠征軍”這一概念。
這年11月2日，帕麥斯頓又收到義律發出的第三批報告（6月8日至18日），4日，帕麥斯頓再次以密件致函義律，他指出英國政府的總方針是對中國“開頭先來一個打擊，然後再說道理”，並指示義律進行侵略的步驟是：“第一步行動是封鎖珠江，到兩廣總督問起封鎖的理由時，便把打算送到北京的那封信的複本送給他，要他轉交給政府；第二步就占領舟山群島，攔截沿海商船；最後海軍司令就出現於北直隸灣的白河河口。”他指示義律按計劃盡量搜集軍事情報，等待遠征軍的到來。同日，帕麥斯頓又致函海軍部，通報了發動侵華戰爭的計劃，並敦促其盡快派出侵華遠征軍。
1840年4月（道光二十年三月）上旬，英國議會經過三天激辯，以271人對262人的九票之差，最終通過了英國內閣會議做出的侵華決定（即“支付軍費案”），隨後組建了一支由四十八隻艦船、五百四十門大炮、四千名士兵組成的遠征軍，史家稱為英國遠征軍或東方遠征軍，以喬治·懿律為總司令和對華交涉的全權公使，義律為副使，伯麥為海軍司令，布爾利為陸軍司令。
這讓帕麥斯頓終於如願以償，此前，他已在朝野多次揚言，對付中國的唯一辦法是“先揍它一頓，然後再作解釋”，他可能覺得這句話還說得簡單了，又做了一番詮釋：“應當不僅使中國人見到大棒，而且還要先讓他們在背上嚐到它的滋味，然後他們才會向那個能夠說服他們的唯一論據——大棒低頭。”
二、從欽差大臣到兩廣總督
一場不可避免的戰爭，對於後世早已不是懸念，但對於戰前的清政府，尤其是林則徐、鄧廷楨、關天培等處於廣東海防前線的當局者，還是一個懸念。
而對曆史的敘述，往往就是以“旁觀者清”的眼光去審視“當局者迷”。那麼，清廷和林則徐等對於一場不可避免的戰爭又是如何防範和應對的？這裏又有一個曆史假設，設若沒有投降派從中作梗，讓林則徐來指揮作戰，他能否打贏第一次鴉片戰爭？這個假設其實比第一個假設更難以回答，由於林則徐在鴉片戰爭爆發不久就被清廷革職，我們隻能根據他此前做出的軍事部署，以史實為依據，按曆史邏輯做出推測。
林則徐雖非軍人，但清朝的總督、巡撫皆為集軍政於一身的封疆大吏，既掌政務也兼掌軍務，鑽研軍事或兵法乃是其職責與使命。林則徐中舉後，先為廈門海防同知房永清聘為謄錄（書記），後為福建巡撫張師誠選為幕僚，便有了追隨於張師誠鞍前馬後的軍事曆練。從道光十二年（1832年）二月調任江蘇巡撫，便成了獨當一麵、既掌政務也兼掌軍務的天朝大吏。而在授予欽差大臣時，清廷就賦予了他節製廣東水師的使命，抵粵之後，他一邊雷厲禁煙，一邊加緊備戰。廣東，尤其是虎門珠江口一線，一直是南海的海防前哨，鎮守著中國的南大門，即便沒有虎門銷煙，對來自海上之敵也要嚴陣以待。而林則徐的軍事準備又是與禁煙難解難分的，所謂“鴉片戰爭”，從戰備到戰爭始終都是捆綁在一起的。在打擊英國鴉片販子時，他就預料到他們不會善罷甘休，更何況義律還屢屢以兵戎相威脅，對英國可能發動的軍事行動，他可能低估了戰爭的風險，但也不可能沒有軍事準備。
這裏還有一個被後世史家反複援引的事例，就在虎門銷煙的第二天，四月二十二日（6月4日），林則徐在奏折中談到，對付那些竄犯沿海各地的走私船，與“有牌照”的外國商船不同，“槍擊炮轟皆其自取”，而且，不但水師能夠剿除，就是招募沿海水勇，利用火攻之法亦能獲勝。道光皇帝諭令林則徐等“相機籌辦”，但也一再重申“務使奸夷聞風懾服，亦不至驟開邊釁，方為妥善”。
邊釁，邊釁，邊釁……清廷對“邊釁”一直如鯁在喉，而林則徐最擔心的就是有人以“邊釁”為由而攛掇道光皇帝放棄對鴉片販子的嚴厲打擊，很可能因噎廢食，而讓一場禁煙運動功敗垂成。當年9月1日，林則徐又專門針對“邊釁”問題給道光帝上了一道長達兩千餘字的夾片，他反複分析，英國如果挑起“邊釁”，對於他們有三個不利因素：一是路途遙遠，致使主客眾寡之勢迥殊；二是其船堅炮利可以叱吒海洋，但無法得逞於內河；三是英人靠正經買賣亦可獲利三倍，不可能因禁絕鴉片而發動侵略戰爭。即便以今天的眼光看，他的分析也不無道理，但這讓他做出了自己的戰略誤判：“知彼萬不敢以侵淩他國之術窺伺中華”，至多不過是“私約夷埠一二兵船……未奉該國主調遣，擅至粵洋遊奕，虛張聲勢”。最後，他還提醒清廷不要上了義律的當，義律來華多年，“狡黠素著”，“習聞有‘邊釁’二字，借此暗為恫喝……且密囑漢奸播散謠言”。於此可見，林則徐對英國發動侵華戰爭確實存在誤判和輕敵，但若深入分析，在防範“邊釁”的態度上，林則徐和清廷又是一致的，他也知道，如此嚴厲地打擊英國鴉片商人，惹起“邊釁”的風險是不可低估的，他在與義律和英國鴉片販子的較量中一直息息謹慎，幾乎仁至義盡，但若真的引發了“邊釁”，他也不像清廷那樣“唯恐一戰”。這麼說吧，對於戰爭，林則徐也是一個典型的穩健派，從來不是那種鷹派人物，他沒有“不惜一戰”的豪情，卻有“不懼一戰”的剛毅。
翻檢林則徐在鴉片戰爭爆發之前的日記、奏稿和信劄，林則徐對中英雙方軍事實力具有相當清醒的認識。他認為英軍船堅炮利，擅長海戰，中國水師則戰船不堅，炮火不利，“洪濤巨浪，風信靡常……而師船既經遠涉，不能頃刻收回，設有一二疏虞，轉為不值”。但同時，他也看到英軍的劣勢，早在虎門繳煙期間的三月十八日（5月1日），林則徐就在虎門寫給一位友人的信中說，“豈知彼從六萬裏外遠涉經商，主客之形，從寡之勢，固不待智者而決。豈知彼從六萬裏外遠涉經商，主客之形，眾寡之勢，固不待智者而決。即其船堅炮利，亦隻能取勝於外洋，而不能施伎於內港。粵省重重門戶，天險可憑……”這也是一段被史家反複引述的話，多以此論證林則徐對英國發動侵華戰爭存在嚴重誤判，但我覺得，林則徐對敵我形式的分析也不無道理。英軍遠離本土，長途奔襲，“糧餉軍火安能持久”？而中國軍隊在本土作戰，地形地物熟悉，後勤補給方便，又處於“以逸待勞”的地位，這又難道不是最大的優勢？林則徐通過敵我優劣的對比後，從而做出了“洋麵水戰係英夷長技”、而其不善在陸地作戰的猜想，因而，他決定采取“以守為戰”的戰略方針，而這正是中國可以揚長避短的優勢所在，盡量不與英軍在海上正麵交鋒，把構築要塞、加固炮台作為製勝的法寶。
林則徐以鐵腕禁煙的同時，也以銅牆鐵壁構建海口防線。抵粵不久，他便與鄧廷楨、關天培“詳細查察”虎門海口。珠江口的形狀就像一個喇叭口，又像一隻敞開的袋子，口朝南，口外便是伶仃洋，底朝北，也就是朝著黃埔港和廣州的方向。從康熙年間到晚清的光緒年間，虎門海口防線一直在不斷地打造，又屢屢被海上之敵摧毀，這種屢建屢廢、屢廢屢建的過程，幾乎貫穿了整個清王朝的曆史。而林則徐以其大手筆，在已有防禦工事的基礎上精心布局，由虎門珠江口往內河縱深，構建了三道防線。
第一道防線為珠江口東岸的沙角炮台和西岸的大角炮台，正處於喇叭口或袋口的位置，口外便是伶仃洋。
沙角，俗稱菱角，地處今虎門鎮最南端的珠江口東岸，距虎門銷煙池十公裏，南望穿鼻洋，而沙角正好是從虎門珠江口出海穿鼻洋的咽喉處。沙角炮台雄踞沙角山頭，始建於嘉慶五年（1800年）。據關天培的《籌海初集》記載，沙角炮台共有炮洞十一個，配大小鐵炮十一門，炮台正門配炮一門，另鑄五百斤生鐵炮一門備用。台上建有神堂、官廳四間，官房三間，兵房十七間，還有火藥庫等設施，均為青磚結構，基礎、垛口、炮洞、台麵為花崗石砌築。
此外，在相連的扯旗山有望樓和圓形炮台，還在捕魚台山建有露天炮位。關天培就任廣東水師提督後，認為沙角炮台地居要衝，形勢得宜，對虎門要塞重新設防，把沙角炮台改為號令台，凡外國船舶入境，先必須停泊在沙角洋麵以外，待清軍水師檢查，獲準後方能通過，如有不法船隻企圖闖入，則放空炮一響，命其停止，如違反命令則打炮一發以示警告，再不聽從則瞄準開炮，並知會各炮台備戰。這也是中國人辦事的一貫風格，先禮後兵，但這樣的“禮”和“兵”都無法阻止強盜的入侵。
大角炮台雄踞虎門西岸，位於今廣州市南沙區南橫村與鹿頸村交界處，與沙角炮台隔江對峙。炮台安排在大角山南北兩個山梁上，北麵山梁上從西到東有安勝台和振威台，南麵山梁上從西到東有流星台、安威台、安定台、安平台和振定台。
沙角炮台和大角炮台又合稱二角炮台，其防守水域在三道防線中最寬闊，兩台相距七裏之遙（約3600米），若海上之敵來犯，勢必首當其衝，乃是粵海第一重門戶。
第二道防線由威遠、鎮遠、靖遠、鞏固、永安和橫檔前山月台組成，此處位於在袋子的中部，也是三道防線的重心，鎮守在珠江入海口東岸臨江最險要處，正控珠江主航道，為廣州海路險隘關防，也是粵海第二重門戶。
這道防線又以威遠島炮台群為核心支撐。威遠島位於東莞市西南、珠江口東岸，自康熙到道光年間，在威遠島西南的武山上修有威遠、鎮遠、靖遠三炮台，扼守著珠江出口的穿鼻洋，北通黃埔，南達外洋，形勢險要，為虎門珠江口海防的第二重門戶。
威遠炮台是虎門海口防務的主要陣地，也是中國迄今保存最完整、最有規模的古炮台之一。康熙五十六年（1717年）在威遠島北武山腳下築南山炮台（即威遠炮台），地處前灘岩石正中，臨水貼浪，整座炮台背山麵海，平麵呈月牙形，內有廣闊的平地回旋，全長360米，高6.2米，寬7.6米，底層均用花崗岩石壘砌，頂層用三合土夯築，砌牆時全部都是用石灰、沙石加上糯米，還有紅糖拌了以後建成，這都是當時東莞民眾提供的秘密配方，特別堅固而又經久耐用。威遠炮台原有十二個炮位，後又加建，全台有券頂暗炮位四十個，安炮四十門。沿台麵上還有四個露天地位，每個炮位兩邊各有一個儲蓄室或官兵休息室。暗炮洞後麵由一條兩米寬的露天炮巷溝通，炮巷後麵還有一條相距兩米多的護牆，牆上設有槍眼，萬一敵軍上島仍可以堅持抵抗。炮台內圍有官廳一座，神廟三間，兵房十二間，火藥局一座，碼頭一個。原來炮台的東西兩頭各有券項城門一座，控製著煙台兩端唯一的通路。
嘉慶二十年（1815年）又在南山炮台西北築鎮遠炮台，當時與南山炮台合稱為威遠炮台，設炮位四十個，安排放大小生鐵炮四十門，還有官房、神堂、藥局、兵房等。該台當時與南山炮台合稱為威遠炮台。
道光十九年至二十年（1839—1840），林則徐、鄧廷楨和關天培巡視威遠島，林則徐發現威遠炮台可封鎖整個洋麵（珠江口），但也有一個局限，由於位置低，觀察不便，於是又奏稟清廷，增建靖遠炮台。該台位於在威遠、鎮遠兩台之間。據杜永鎮《對虎門炮台抗英大炮和虎門海口各炮台的初步考查》載該炮台：“東距威遠炮台五丈五尺，西離鎮遠炮台七十六丈，台麵平寬六十三丈，以石砌成。垛牆高六尺餘，厚五尺，以三合土築成。後台石砌圍牆一道，自武山麓直達山頂，長九十一丈，高一丈二尺、厚二尺。台設大小鐵炮六十門。虎門各炮之堅固與火力之充沛，以此台為最。”由於靖遠比威遠高許多，彌補了此前的不足，居高臨下，前後呼應，規模最大，配炮最多，許多都是六千斤的大炮，林則徐還曾親自試炮，能打到珠江口對岸的山根。該台建成後便成了威遠島炮台的指揮台，在鴉片戰爭爆發後也是廣東水師提督關天培的前線指揮台。
這三座炮台又合稱“三遠炮台”，形成一個“品”字形，彼此又有巷道或暗道相通，實際上也可以統稱威遠炮台。
在珠江口主航道西側有兩座江心島，北為上橫檔，南為下橫檔，這兩座山巒起伏的江心島像兩艘不沉的軍艦一樣，是構築防禦堡壘的絕佳場所。據民國時期的《東莞縣誌》，橫檔島諸炮台始建於清康熙五十六年（1717年），鴉片戰爭時期，前山的橫檔炮台、橫檔月台和江東岸的炮台緊扼虎門主航道的咽喉，後山之永安炮台和江西岸的鞏固炮台控製虎門輔航道的關鍵。炮台守軍在此還修建了縱橫交錯的地下火藥庫、坑道式交通壕等，並且在島上建造了官廳、兵房等一係列完整的要塞設施。它們共同構成了第二道防線的中堅。
林則徐還采納鄧廷楨、關天培的建議，在東航道——從鞏固島東北角山根與對麵江心上了橫檔島構鎖兩道攔江排鏈，又在橫檔島、武山之間的江西設置了二排木排和三百七十二丈大鐵鏈，還在橫檔、鞏固兩炮台之間的江底釘插暗樁。在當時，在海口設置木排鐵鏈和暗樁是防範外國船艦未經允許擅自闖入珠江口的重要措施之一，至少可以阻滯延緩其進攻的速度，為兩岸的炮台爭取應戰的寶貴時間。所謂兵貴神速，就看誰能搶占先機。
第三道防線為居於“袋底”大虎炮台。嘉慶二十二年（1817年），在珠江口西岸的大虎山築大虎炮台，台上設神堂三間，官房三間，兵房二十九間，軍火局房三間，配大小生鐵炮三十二門，台麵炮洞垛口均粗石砌就，由一名把總帶五十名防兵駐守。這也是粵海第三重門戶。
在構建起三道防線後，林則徐等又海防前線向伶仃洋延伸，一直延伸到香港九龍尖沙咀一帶，在尖沙咀山麓石腳和官湧偏南一山增築“懲膺”炮台和“臨衝”炮台，共置炮五十六門，這兩座炮台遺址如今因位於港九中心城區，早已蕩然無存。
據劉炳元《淺論林則徐的廣東防務》一文稱，虎門原有十座炮台，共安炮二百七十二門，其中沙角十二門，大角十六門，威遠十四門，鎮遠四十門，橫檔四十門，永安四十門，鞏固二十門，大虎三十二門，新湧十二門，蕉門二十門。在林則徐欽差赴粵後，新建靖遠炮台六十門，另在尖沙咀和官湧炮台各安炮五十六門。新增共一七二門，廣東中路海口的十三座炮台已擁有大炮四百四十門了，這比原來增加了一百七十二門。
這些要塞和炮台構成了大清帝國當時最堅固的海岸防守線，如屹立於中國南海的海上長城，將無數的炮口瞄準了虎門海口的各個方向。而在當時，虎門要塞就被稱為鐵鎖銅關，又有詩讚：“大海綿長通絕域，虎門高聳接層霄。”
如果說時人的讚譽有些誇張，據現代軍事史家稱，虎門要塞構建起了全方位、立體防禦體係，不僅代表了清朝也代表了中國古代海防要塞的最高水平，它由近距離的主攻火炮和遠距離的海防大炮構成的多層次火力網，在世界軍事要塞史上，也是一個重要階段的完美標本。
有史家稱，虎門要塞防禦體係使英人震懾，這也是在林則徐總督兩廣期間英軍一直不敢輕易下手的原因之一。但林則徐深知，無論多麼堅固的堡壘，決定戰爭勝負的關鍵因素還是人。林則徐命廣東的東、西、中三路水師和陸師嚴格把守各要塞隘口，並嚴加巡防。而在兵力部署上，林則徐也做了調整部署，如水師大鵬營擔負虎門東翼沙角至香港一路海麵，這是海上之敵進犯必經之道，原來隻有一營兵力，如此勢單力薄，難以抵禦敵軍的堅船利炮。林則徐和鄧廷楨、關天培等再三籌商，決定把水師大鵬營建製提升為協（相當於旅），並撥置副將坐鎮九龍指揮，從而大大增強了這一路的兵力和戰船。
對伍浩官父子和十三行行商也要辯證地看待，林則徐在虎門內外增建靖遠炮台、鐵鏈排鎖等防禦工事時，伍浩官父子和十三行商人 “捐銀十萬兩”，他們還承諾從此每年捐三千兩白銀，並與其他商人共同籌資四萬五千兩白銀，建立海防基金，全部用於虎門珠江口炮台建設。後來，他們又陸續出資購買了一些大炮船隻，並給海防官兵發放獎金。
炮台再堅固，還必須配備強有力的火炮。那些中國式重炮、巨炮看上去很嚇人，但這些笨重的土炮一是射程短，精度不準，還有一個致命的弱點，由於中國當時的工業水平太落後，難以製造技術難度高的開花彈，清軍炮彈多為沒有填充火藥的實心彈，即便打得很準，擊中目標後也不會產生爆炸效果，隻能憑借重力加速度擊中敵艦，這對於西方的堅船利炮沒有太大的威力。一直到中日甲午海戰，北洋海軍仍在使用製造技術難度較低的實心彈，據北洋海軍總教習、德國人漢納根在甲午海戰後報告，北洋旗艦定遠艦在戰前隻補充了五十五顆國產普通開花彈，平均一門炮頂多分得十幾枚。在海戰中，僅一個半小時就把這類炮彈就打光了，在剩餘的三個多小時裏，定遠艦的巨炮隻能發射實心彈。在電影《甲午風雲》中有一個觸目驚心的鏡頭，當“致遠”艦管帶（艦長）鄧世昌命令水兵將彈頭拔下，從炮彈中倒出的竟然是沙子！這其實是無奈之舉，在炮彈裏填充泥土、沙石是為了增加炮彈的重量，以便給敵艦以更沉重的打擊，然而這種根本不會爆炸的實心彈，哪怕太沉重，也沒有太大的殺傷力。日本海軍在軍艦上並不占優勢，但他們所有炮彈均是開花彈。這是一個被很多人忽視了的曆史事實，中國甲午海戰之敗，不是敗在軍艦上，也不是敗在軍人的素質上，而是敗在炮彈上，而鄧世昌在絕望中，隻能把“致遠”艦變成炮彈，衝向日軍的“吉野”艦，以悲壯的方式演繹了中國海戰史上最悲慟的一幕。
鄧世昌為廣東番禺縣龍導尾鄉（今屬廣州市海珠區），1849年出生，那已是距離第一次鴉片戰爭的爆發已經過去了九年，從鴉片戰爭到甲午海戰，時隔近百年，中國仍未能製造出一顆足以與侵略者抗衡的炮彈，卻製造出層出不窮、代代不絕的民族英雄。這些悲壯的英雄，一直演繹著中華民族悲哀乃至悲慟的曆史。
回到林則徐的時代，他已發現洋炮比中國鑄造的土炮要優良得多，英軍火炮能“遠及十裏內外，若我炮不能及彼，彼炮先以（己）及我，是器不良也。
彼之放炮如內地之放排炮，連聲不斷，我放一炮後，須輾轉移時，再放一炮，是技不熟也。求其良且熟焉，亦無他深巧耳……”林則徐此言，是他在遣戍新疆途中給友人的一封信中所談，很多話說來都是後話，卻是他此前的感受或覺悟。
林則徐整軍修武的舉措，一是針對清軍“器不良”，從而對軍事設施、武器裝備進行改造和加強，而以中國的土法鑄重炮、巨炮是難以有效抗擊侵略者的。又豈止是火炮不行。滿清王朝承平日久，武備鬆弛，清軍雖有八九十萬人的編製，但從東南沿海的清軍水師到清朝的八旗兵、綠營兵，早已像清朝政權一樣腐敗不堪。如廣東水師就是在舊綠營水師編製的基礎上直接成立的，在虎門沙角炮台設有廣東水師提督府。而在道光十九年八月初六日，林則徐便將省城寓中人全部移住虎門，實際上是將欽差行轅移師前線。在對付來自海上的敵人時，廣東水師理所當然地成為禦敵於國門之外的第一主力，但這支主力的戰鬥力又如何呢？林則徐抵粵時，廣東水師的總兵力約兩萬人左右，合計各營戰船四百餘艘，但說來實在可憐，一個遊牧民族統治的帝國，再也沒有造出大明永樂年間鄭和下西洋的寶船，據明史專家考證，鄭和寶船（旗艦）的排水量超過萬噸，是當時世界上最大的木製帆船，船有四層，船上九桅可掛十二張帆。
而滿清入關後一直將騎射這一冷兵器時代的古老作戰方式作為其軍事、國防及練兵之根本，盡管在東南沿海也設立了一些水師，但大多為舊式木帆船。廣東水師最大的戰艦為水師督船（旗艦），其排水量也不過數百噸，載有十二門前膛鐵炮，其戰鬥力還不如一艘英國為商船護航的小型艦艇。這樣的船艦和武器裝備，在緝賊拿盜上還能勉強應付，連走私鴉片的飛剪船也追趕不上，一旦遭遇西方列強的堅船利炮，幾乎不堪一擊。
為了改變這種狀況，林則徐在滿朝文武還沉迷在天朝上國的幻覺中、對洋夷的奇技淫巧不屑一顧時，他就提出師夷長技。近代史家一般認為，“鴉片戰爭的慘敗讓清朝從沉迷中驚醒了，它突然發現，西方的科學遠遠超越了大清，從而產生了‘師夷長技以製夷’的思想”，這是對曆史的顛倒。事實上，在鴉片戰爭之前，林則徐就已萌生了“師敵之長技以製敵”的軍事變革思想。“師敵之長技以製敵”，是林則徐首次明確提出來的，其證據就在魏源《道光洋艘征撫記》中：“林則徐奏言：自六月以來，各國洋船憤貿易為英人所阻，鹹言英人若久不歸，亦必回國各調兵船來與講理，正可以敵攻敵，中國造船鑄炮，至多不過三百萬，即可師敵之長技以製敵。”
在鴉片戰爭爆發之前，林則徐曾奏請朝廷增造船炮，提出“製炮必求極利，造船必求極堅”，他不隻是口頭上說說，並且已將“師敵之長技以製敵”
付諸實施。譬如他“設法密購西洋大銅炮，及他夷精製之生鐵大炮，自五千斤至八九千斤不等，務使利於遠攻”，這些西洋大銅炮主要是通過澳門葡人購買的，據說有二百門，並參照澳門炮台式樣，在珠江口修築和加固了一批炮台。
這一點在賓漢《英軍在華作戰記》中得以證實，當英軍在1841年攻克虎門要塞後，發現“舊炮台上架著十二門大炮，其中四門乃是兩年以前從澳門當局買來的葡式的、可放六十八磅炮彈的黃銅炮。其餘的是中國式的，其中有大量的金屬成分，口徑很大。”
在加固炮台的同時，林則徐一直致力於打造屬於自己的堅船利炮，先後仿造了數艘新型安置舷側炮的新式戰艦。從道光十九年到鴉片戰爭爆發，直到林則徐撤職之前，這項工作一直沒有停歇，先後建造了一批“較舊日為堅強長大的炮艇”。但單靠仿造西洋船隻難以迅速扭轉劣勢，西方的堅船利炮是近代大工業的產物，當時中國根本沒有近代大工業，要打造大型新式艦船，隻能向外國購買。道光十九年十一月末至十二月初（一說為1840年3月），林則徐從美商旗昌洋行購買了“甘米力治”號（即“劍橋”號）武裝商船，排水量達一千零八十噸。此前我已提及，該船原本是一艘參與鴉片貿易的英國武裝商船，曾參與中英九龍海戰，林則徐購買該船，改裝為軍艦，裝有三十四門英製大炮，並設有能移動的炮位。這是“中國海軍中最早的外國造軍艦”。林則徐幹事既為直接的現實著想，也從長遠考慮，他不隻是將這艘軍艦作為海上交戰之用，還命令關天培把這隻船當作假想敵，作為士兵練習水戰之用，研究進攻洋艦的方法，並作為造船技術的參考。另外，他還購入了兩艘二十五噸的縱帆船和一隻西洋小火輪。當然，靠這幾艘西洋艦船是難以與西方列強的堅船利炮抗衡的，中英兩國的海軍實力實在太懸殊了。對此，林則徐是有清醒的認識的，在鴉片戰爭爆發後的1841年3月，清廷命奕山為靖逆將軍到廣州主持軍事，林則徐以戴罪之身向奕山獻“禦夷六策”，告知他“洋麵水戰係英夷長技”，以清軍現有的“單薄之船”實難與英軍抗衡，“應另製堅厚戰船，以資製勝”。
誠然，無論是仿造還是購買西洋新式艦船，都非一朝一夕所能完成，加之軍費緊缺，均難以在短時間內見效，緩不濟急。但可以說，中國近代海軍的興起，林則徐是首創者和力推者，並且開始朝著建設近代海軍艦隊的方向而努力。
一支軍隊的戰鬥力，既不能缺少作為撒手鐧的武器裝備，還得有比武器更過硬的軍人，而軍人的戰鬥力取決於其綜合軍事素質。隨著武器裝備的提升，對軍人素質也不斷提出新要求。這也是林則徐整軍修武的一個核心內容。林則徐早已偵知廣東水師巡船與鴉片販子互相勾結的種種腐敗現象，這樣一支腐敗的軍隊，又怎麼能打仗、打勝仗？為此，他一方麵對廣東水師內的腐敗勢力大力清除，肅清了廣東水師副將韓肇慶等腐敗分子，處罰了一些不作為或亂作為的將領，一方麵又針對“技不熟”而加強軍事訓練。他還為兵勇規定了《剿夷兵勇約法七條》，鼓勵兵勇抗英，並具體指導抗英戰術。盡管廣東水師有很多弊病，但林則徐對關天培是非常信任的，據清史稿載：“則徐知水師提督關天培忠勇可用，令整兵嚴備。”
林則徐認為“以守為戰”還必須“以戰助守”，采取靈活機動、主動出擊的戰術。他對準英軍遠來、供應困難的弱點，決定采取夜襲火攻戰術，剪除出海接濟英船的漢奸船隻，使敵不戰而自困。
盡管林則徐一直在積極備戰，但也有史家認為“他沒有想到的是英軍的實力遠遠在清朝軍隊的實力之上”，並斷定林則徐必敗無疑。持此論者乃是一葉障目，隻注意到敵我在武器裝備上的實力之懸殊，卻忽視了敵寡我眾這一實力的懸殊，這個“眾”就是民眾，在反抗侵略的民族自衛戰爭中，這是一種可以依靠的重要力量，人民的力量。如果能把沿海老百姓組織起來，加以訓練，那將構築起一條真正的血肉長城。這是林則徐對敵我雙方形勢優劣的分析，我方除了有“天險可憑”，在“主客之形”中占有主動權，在“眾寡之勢”中占有“眾”的優勢。這並非我的猜測，而是有曆史事實驗證。林則徐能夠看到民眾的力量，這既是他的先見之明，卻也是統治者的大忌。休說清朝，在中國曆代統治者看來，“安內”永遠比“攘外”更重要，而“民變”也比“邊釁”更可怕，他們生恐老百姓組織起來，拿起武器，形成威脅其政權的力量。這樣的政府，站在人民的對立麵上，視人民為心腹大患，把抵禦侵略的唯一指望都落在其武器落後、軍備鬆弛的軍隊上，注定是根本不可能取得反侵略戰爭勝利的。
林則徐身為大清帝國的封疆大吏，我不敢說他站在人民的立場上，但至少，從厲行禁煙、虎門銷煙到抗英鬥爭中，他看到了沿海人民對英國侵略者“皆動公憤”，認識到“民心可信”“民力可用”。這也是他在軍事準備中的一個重要舉措，他看到了沿海廣大漁民的力量，“粵洋漁船蜑艇之多，幾不可以數計”。他在漁民、疍戶、梟徒中招募水勇六千人，這些水勇皆是撐船泅水的好身手，視波濤如平地，再教以夜襲火攻之法，他們很快地掌握了殺敵本領，成為水上作戰的突擊力量。林則徐還準許沿海居民組建團練自衛，自保身家。後世如曾國藩步林則徐後塵，興辦團練，最終練就了中國軍事史上最有戰鬥力的地方武裝——湘軍（湘勇），其軍勢之鼎盛，遠超清朝常備正規軍（綠營）。設若道光時代能給林則徐這樣一個機會，又能讓他假以時日，興辦團練，“或築寨浚濠，聯村為堡，或嚴守險隘，密拿奸宄；無事則各要生業，有事則互衛身家”，在自衛還擊中必將發揮重要作用。即便用今天的眼光看，林則徐在戰爭準備中，已經體現了一種發動和依靠人民群眾，進行人民抗敵鬥爭的戰略思想。但又不能不說，林則徐在對待人民的態度上也有極大的階級局限性，如其所謂：“其人貪利亡命，無不遠赴外洋，而奸夷加意招徠，啖以倍蓰之利，即一蔬一薪，亦皆厚給其值，並以鴉片與之兌換，使之兩獲其利，利愈重則命愈輕，故夷船寄碇雖遙而冒險犯法以趨之者，聞已漸相環集。此又斷其貿易之後，更出一種私弊，不可不亟亟剿除者。臣等再四思維，唯有以奸治奸，以毒攻毒。”林則徐此言，也成為後世攻訐他的一個焦點，這裏應該辯證地看，他此處所指絕非泛指人民，而是指民間的“奸民”，也就是清廷所謂的“漢奸”，那確實是一些唯利是圖、見利忘義之徒，誰也不能否定這種“奸民”或“漢奸”的存在，如此就可加以利用，林則徐“即與提臣關天培密商，取平時所裝大小火船，即雇漁蜑各戶，教以如何駕駛，如何點放，每船領以一二兵弁，餘皆雇用此等民人以為水勇，先赴各洋島澳分投埋伏，候至夜深，各船俱已熟睡，察看風潮皆順，即令一齊放出，乘勢火攻，將此等環附夷船各匪船隨燒隨拿，許以燒得一船即給一船之賞，如能延燒夷船，倍加重賞。”
我一直深信偉力藏於民間，那種一盤散沙、缺少最基本軍事訓練的民眾，或像後來義和團一樣盲目混戰、濫殺無辜，把抵禦外侮的希望寄托在超自然力量，希望通過迷信儀式達到刀槍不入的效果，也不可能打贏一場人民戰爭。當英國侵略者妄圖攻入珠江口時，林則徐下令“英夷兵船一進內河，許以人人持刀痛殺”，他的這一命令，遭到了一些西方學者的詆毀，也遭到了一些國人的非議，認為林則徐不該把無辜的平民卷入血腥的戰爭，打仗是軍人的職責。這就是一個基本底線的問題了，持此論證者或可捫心自問，當持刀搶劫的歹徒進入你自己家裏打家劫舍，燒殺奸淫，難道你覺得你是平民應該放棄反抗，而打擊罪犯是警察的職責，隻等警察來處理？無論你怎麼回答，我依然堅守我的底線，這是正義的戰爭，哪裏有侵略，哪裏就有反抗。如果不能正視這一點，勢必會出現曆史的偏見，甚至是對曆史的歪曲。那麼，林則徐的這些戰略和戰備的效果如何呢，這還有待於在接下來的實戰中檢驗。盡管那個假設還無法回答，但從鴉片戰爭爆發前林則徐與義律的軍事較量看，林則徐一直是勝利者，盡管如今有不少人認為他的“七戰七捷”算不了什麼，隻是一些小打小鬧而已，但可以肯定，在鴉片戰爭爆發後，直到林則徐撤職之前，廣東守軍從未被英軍打敗過，也未丟失一寸國土。
不知不覺間，曆史已進入公元1840年。1月15日，“窩拉疑”號船長士密執行義律的命令，從即日起封鎖珠江口。這其實是帕麥斯頓給義律下達的密令，也是英國侵略步驟的“第一步行動”，但根據時間推測，帕麥斯頓在11月初發出的密令，義律此時應該尚未收到，這當是義律自主采取的行動。盡管義律與自己的祖國遠隔重洋，音訊難通，卻達成了高度一致的默契。僅隔一天，1月16日，英國女王維多利亞在議會中發表演說：“中國的禁煙使英商蒙受損失，觸犯了英王的尊嚴，我已經並將繼續對此深為影響我國臣民利益和我的榮譽尊嚴的事件，予以最嚴重的注意……”
這表明英國內閣發動侵華戰爭已經得到了她的認可，戰爭之弦已經越繃越緊。
在第一次鴉片戰爭逼近之際，林則徐也許還沒有嗅到那強烈的戰爭氣味，但他對抗英鬥爭的艱辛多少有所估計，對自己的前途未卜也多少有所隱憂。此時，道光十九年也進入尾聲，首席軍機大臣穆彰阿奏調鄧廷楨為兩江總督，道光皇帝準奏。對於此事，有史家認為，這是穆彰阿利用道光皇帝急於禁煙收場的心理，去掉林則徐的一支臂膀，但我覺得這是曆史的猜測，而清廷對鄧廷楨的調動還真是頗費猜測，鄧廷楨先調雲貴總督，旋改兩江總督，尚未到任，又因陝西道監察禦史杜彥士奏報福建禁煙和海防需加緊查辦，鄧廷楨又改任閩浙總督。如此朝令夕改，也是道光皇帝執政的一種風格，尤其是反映在他對待外國侵略者的態度上，忽而主剿，忽而主撫，令人無所適從，暈頭轉向。
兩廣總督之職，就由林則徐來接替了。道光二十年正月初一（2月3日），林則徐作為欽差大臣的使命結束，他接受鄧廷楨送來的關防、印信，正式就任兩廣總督。交接之後便是告別，林則徐和鄧廷楨難舍難分。歲月無痕，而流水不絕，一年前，兩廣總督鄧廷楨在天字碼頭迎來了欽差大臣林則徐，一年後，兩廣總督林則徐又在此送別閩浙總督鄧廷楨。珠江，這條南方的大河浮現出兩位社稷之臣充滿了惆悵和憂患的身影，在他們並肩戰鬥的一年歲月裏，留下一段非凡的曆史記憶。若要追溯這段曆史，這是兩個繞不開的身影，而一別之後，無論是他們個人的命運，還是他們想要拯救的這個帝國的命運，一切都難以預測。鄧廷楨在赴閩途中，滿腹愁緒地抒寫了一首令人心碎的《酷相思·寄懷少穆》：“百五佳節過也未？但笳吹，催千騎。看珠海盈盈分兩地，君住也，緣何意？儂去也，緣何意？召緩征和醫並至。眼下病，肩頭事，怕愁重如春擔不起。儂去也，心應碎！君住也，心應碎！”
人有病，天知否？國有病，又有幾人知道？唯有真正的社稷之臣，才能為這“眼下病”而憂患，以這“肩頭事”為己任啊。
道光詔諭：“林則徐已實授兩廣總督，文武皆所統屬，責無旁貸。倘查拿不能淨絕根株，唯林是問。”這道諭旨有些非同尋常的強硬，簡直是咄咄逼人，這讓林則徐有些疑惑，聖上到底是對禁煙效果不滿呢，還是為別的什麼事生氣呢？但不管怎樣，這道諭旨為清廷日後對林則徐橫加罪責已埋下了伏筆，當然，道光帝此時可能並無加罪於林則徐之意，畢竟此時鴉片戰爭尚未發生，更沒有敗北，道光帝不可能未卜先知，這個伏筆或是偶然之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