著作。
根據教育部規劃，這部高中生閱讀的中國曆史，由張蔭麟擬定寫作綱目，將中國幾千年曆史分解為數十個專題，然後由他組織各方麵的專家進行寫作。漢代以前由張蔭麟親自操刀，唐以後按照計劃由吳晗負責，鴉片戰爭之後中國社會變化的曆史交給千家駒去編寫，近百年來的中日戰爭和中日關係，則由對中日關係有很深研究和資料積累的王芸生負責。各方麵負責者將稿子完成後再由張蔭麟按照總體構想統籌改定，然而由於各方麵的原因，這個良好規劃並沒有獲得執行，隻有張蔭麟本人在1940年初完成了自己承擔的東漢之前這部分。
《中國史綱》開始寫作，據張蔭麟的說法是在盧溝橋事變之前兩年即1935年，完稿時間在全麵抗戰開始三年後即1940年。在這個特殊的年代裏，這部書當然難以避免時代影響，對於這一點張蔭麟並不忌諱。他在這本書的序言中說，他現在發表的這部《中國史綱》是一部用新思想新的史學觀念寫作的中國通史，無論就中國史本身的發展來說，還是就中國史學的發展上看，張蔭麟認為這部書都是恰當其時。
就中國史本身的發展上看，張蔭麟認為他所處的那個時代中國有史以來最大的轉變關頭，“正處在朱子所謂‘一齊打爛，重新造起’的局麵；舊的一切瑕垢腐穢，正遭受徹底的滌蕩剜割，舊的一切光晶健實，正遭受天捶海淬的鍛煉，以臻於極度的精純；第一次全民族一心一意地在血泊和瓦礫場中奮紮以創造一個赫然在望的新時代。”若把讀史比作登山，張蔭麟認為他所處的那個時代“正達到分水嶺的頂峰，無論四顧與前瞻，都可以得到最廣闊的眼界。在這個時候，把全部的民族史和它所指向的道路作一鳥瞰，最能給人以開拓心胸的曆史的壯觀。”
就中國史學的發展上看，張蔭麟認為1930年代的十年可以算作一個新紀元中的一個小段落。“在這十年間，嚴格的考證的崇尚，科學的發掘的開始，湮沒的舊文獻的新發現，新研究範圍的墾辟，比較材料的增加，和種種輸入的史觀的傳播，使得司馬遷和司馬光的時代頓成過去；同時，史學界的新風氣也結成了不少新的，雖然有一部分還是未成熟的果。”但不幸的是新的史學工作在戰時不得不大受限製。正是這樣一種特殊的曆史條件，使張蔭麟覺得在這抱殘守缺的時日，回顧過去十年來新的史學研究的成績，把他們彙集起來，綜合出來，並在種種新的史觀提示指導下，寫出一部新的中國通史，以供一個民族在空前大轉變時期的自知之助，也許是這個特殊時代的恩賜，也許是史學家應有的責任。
在新的曆史條件下寫作一部新的中國通史是應該的，問題主要在於究竟應該怎樣寫，究竟應該采用怎樣的一種取舍標準。換言之，中國通史不可能容納全部的中國曆史事實，不可能將什麼事情都寫進去，一定要有取舍，一定要有放棄，否則細大不捐，這就是不是供人閱讀的中國通史，而是供人查閱檢索的中國曆史百科全書了。當然，反過來說，中國通史也不能是曆史學家憑借記憶或涉覽所及，或個人興趣而決定取舍。這對於許多寫作者來說，或許便捷，但也不是理想的通史。
所以在張蔭麟看來，一部理想的中國通史當然是能夠提綱挈領，隻能記錄和講述一些最重要的事情，至於什麼樣的事情才重要，張蔭麟根據東西方曆史學實踐提出五個標準。
第一個標準，張蔭麟叫做“新異性的標準”。所謂“新異性”，其實說的就是“內容的特殊性”，就是在曆史上的是否具有新意，由此而講究的是“社會動力學”而不是“社會靜力學”，所以記錄到通史的裏麵的就是曆史上過去所不曾有過的。至於新異性的具體條件，張蔭麟在這裏還提出了五個需要注意的問題。
第二個標準，張蔭麟叫做“實效的標準”。按照這個標準，史事所直接牽涉和間接影響於人群苦樂即幸福感、痛苦感越大，那麼這樣的史事無疑就越重要。
第三個標準叫做“文化價值的標準”。張蔭麟強調，所謂文化價值標準就是真與美的價值。按照這個標準，文化價值愈高的事物愈重要。我們寫思想史、文學史或美術史的時候，詳於灼見的思想而略於妄誕的思想，詳於精粹的作品而略於惡劣的作品，至少有一大部分理由一句這個標準。
第四個標準，張蔭麟叫做“訓誨功能的標準”。所謂訓誨功能有兩種意義，一是完善的模範；二是成敗得失的鑒戒。按照這個標準，訓誨功能愈大的史事愈重要。舊日的曆史學家大抵以此標準為主要標準，隻是到了近代，新曆史學家的趨勢是在理論上要把這個標準放棄，雖然在事實上未必能夠做得到。張蔭麟認為，即便沒有辦法完全做到，但在新通史中，作者應該對此抱有警惕，要知道隨著學術分工日趨嚴密，曆史學無法將一切訓誨都納入自己的考察範圍，比如曆史人物的成功與失敗的教訓，雖然很值得研究，但在新史學的通史概念中似乎不應該有地位，應該歸屬於應用社會心理學的“領袖學”的範疇。
第五個標準可以叫做“現狀淵源的標準”。張蔭麟指出，我們的曆史興趣之一是要了解現狀，是要追溯現狀的由來，這就有點“曆史發生學”的意思，就是要探究一個曆史現象究竟是怎樣發生的怎樣演化的。按照這個標準，史事和現狀之間發生學的關係愈深則愈重要，所以曆史學家往往強調詳近而略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