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看上去不可傷害的陳譯員因誤食毒蘑菇而被送進醫院時，貝爾尼非常高興。他開口說漢語，輕輕騙過了地方的官員。像突然聽見烏鴉口吐人言，官員們由於驚訝，根本沒有注意對方的意思，隻是張著嘴頻頻點頭。就這樣，破天荒的，在那閉關鎖國的年代，一個外國人，胯下一匹借來的青騾，不遠千裏，單人獨騎，像近代聞名的埃德加？斯諾，深入中國腹地來觀察他矚目已久的革命（以完成他的論文）。這場革命雖然不那麼驚天動地，可在他那社會學家窮根究底的眼裏也可算是意味深長，足以作為什麼象征或縮影了。在那本長達三十萬字的《普照的月亮》中（米蘭西？茲蒙出版社，1972年），雖然遣詞造句略顯誇張矯飾，雖然由於怨恨而情緒偏頗，但其中對構想工區的記述，由於視角不同處境自由，仍不失為了解當年真貌的重要文獻。而且，日記體獨有的性質，使讀者和當年的情景拉近了距離。
事實很快證明一個外國人不可能在中國大地上獨來獨往。實際上，貝爾尼是作為一個俘虜進入構想工區的。獨自上路之初他頗為興奮：目的地不遠了，監視者擺脫了，“意外獲得的自由抵消了旅途的艱辛”。當他終於登上普照台地邊緣那道窄窄的關隘時，風景豁然開朗，令他想到了“明堂容萬馬”的氣象。他勒住騾子，迎風遠眺，在近午的陽光下，平原中部煙霧蒙蒙，仿佛正在興雲，期待已久的聖地正如想象中的樣子，具備了應有的朦朧。有一陣，他“似乎聽見了隱約的鼓樂之聲，但不能確定是否來自於自己的心情”。空氣新鮮，景色高遠。山鷹乘風直上，河水在奔流。陽光中有些亮晶晶的疏落雨滴，但未必能落到地麵。貝爾尼盡情吐納一陣，然後策動坐騎，從陽光中滑入了山崗投向平原的陰影。隨著這一過程，山風驕陽下的欣快心情也漸漸轉冷轉暗。進入平原後，這片從高處望去青翠明麗的高原平地就不那麼友善了。由於刻意采取了閉關政策，路牌被推倒了，界碑被砸爛了，挖斷的土路像風化破碎的蛇皮。迅速卷土重來的野草正在掩沒往日莊稼的殘餘。在艱難行進四五裏後，越來越模糊的道路終於隱沒在一片長滿雜草的窪地中。貝爾尼在亞洲原野上的長草中轉來轉去，靠著時隱時現的太陽，廢棄的輪子或依稀成行的雙排樹茬提示出大概方向，走了整整一個下午。黃昏時分，兩隻在長草中突然出現的黑乎乎的巨獸驚得青騾揚蹄而起，把貝爾尼掀翻在地上。定睛一看，原來是一左一右被砸爛了五官的石頭獅子，它們身後的荒草中是一個虛幻的宅院。騾子跑得不見了，卷走了大部分行李。貝爾尼心情沮喪，精疲力竭，完全迷失了方向。夜色掩上來，一輪暗淡的圓月像西西弗斯的石頭一樣慢慢滾上無樹的斜坡。當貝爾尼昏昏沉沉好不容易翻上坡頂時，突然踏入了草結的圈套。一群頭戴草圈、聲音尖嫩的黑影尖叫著從草坡後蜂擁而出，把貝爾尼按翻在地——當時，紅孩團已經成立了。盡管額頭擦傷，“牙齒沾滿了異國的青青草泥”，但當最初的驚懼過去之後，貝爾尼反而心中暗喜：不會有露宿荒原的危險了。他伏在草叢裏，馴服地任由一群少年手忙腳亂複雜無比地捆綁完畢，然後蒙上雙眼。此刻，他已經把這一切都看作難得的體驗。在被人“用繩子牽著用棍子推著磕磕絆絆向前”的行程中，他知覺張開，仔細感觸，心境已進入了文學狀態，晚上要記在日記中的句子已經成形了。這段路相當長，沿途爬坡過河，走了至少一個印張。
從被絆翻開始，貝爾尼就有一種說不出來的熟悉感和類似滿意的奇妙感覺。沿途的人喊馬嘶，金屬鏗鏘，身前身後的疾跑和歡叫，飄然而過的煙火氣息，所有這些通過聽覺和嗅覺得來的信息，正像音符從八音盒裏飄出來一樣，仿佛都發自他書櫥裏那本犢皮精裝的《彎刀帝國》。他那西方人的頭腦自然而然地想到了十字軍東征或奧斯曼蘇丹的大軍營地等情景。他覺得自己並不是在土石路上顛簸跌撞，而是行進在字裏行間，正要走入書中那些早已熟知的某頁某處某個具體的位置，並將永遠嵌固在那裏。
行程止於一片吆喝聲中，當蒙眼布一摘除，視覺逐漸明晰，貝爾尼發覺自己並不是佇立在想象中的虎將肅立、齊聲呐喊的中軍營帳——這是當年研讀中文時曾多次夜讀的《三國演義》中的場景。風、暗黑的天際線，以及腳的記憶告訴他，他是在一塊高地上，那吆喝聲也與他無關。一群黑乎乎的人在若明若暗中仰頭朝著高懸的月亮齊聲誦唱，他們舉起右手做宣誓狀，發出空蒙之音。這些誦唱聲即刻就被夜空吸收了，顯得幹澀遙遠。而且，由於從聲浪中聽不出各自的聲音，一時好像與這片聲浪無關，隻見口唇張合。這使他們看上去恍如夢中人物。趁著每個人都目不轉睛，貝爾尼仔細觀察這一群側影。“這些臉年輕、光潔，骨肉勻停，檀木一般黝黯，在月光下這裏那裏閃著幾片藍幽幽的光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