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自省機製的缺失
有些學者呼喚新聞法的出台，認為唯獨剛性的法律才能使新聞報道行為達到完善的狀態。但法律本身也是人類美好願望的一種標準體現，對新聞法的強調反而淡化了媒體的自省機製。所以真正振聾發聵的聲音還是來自媒介的自省，正像美國媒介批評家喬治·賽爾德斯所說：“新聞界最不敢冒犯的，是新聞界本身。”轉引自王君超：《媒介批評——起源、標準、方法》，北京廣播學院出版社2001年版，第63頁。當然，也有媒體做過輿論監督的嚐試，《文彙報》就聘請了7位行風評議員，“他們分別來自機關、企業、院校、社區，其職能主要是對文彙報采編人員和廣告發行等經營人員的職業行為進行監督和評議”“文彙報聘請7位行風評議員，讓社會監督新聞職業行為”，作為投石問路的嚐試，當然這樣的探索值得褒揚，畢竟輿論監督有勝於無。但值得注意的是，其一，媒體依然依賴外界的力量監督，而外界監督的形式和規模都很有限。相對於廣闊的信息源，這樣的嚐試無異於杯水車薪。其二，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媒體的矛盾心態，即在內部的自省機製和規範的社會監督機製雙重缺失的情況下，行不行隻能試試看了，做多少是多少，改善多少算多少。由於這種努力從一開始就非致力於體製的建設，其效果隻能是星星之火，無法形成燎原之勢。所以媒體從業人員依然在有意無意地製造著類虛假新聞，受眾依然在有察覺無察覺地接收著類虛假新聞，主流文化依然在有目的無目的地包容著類虛假新聞。
五、多年形成的報喜不報憂以及政治第一範式的殘餘
建國之初，我國麵臨著嚴峻的國內和國際形勢。我們這樣一個新興政權，為了更好地維護國家獨立和主權，媒體就特別需要承擔黨和國家喉舌的功能。新聞的職能就必須是把政治放在第一位，一切以國家大局為重。因此這時候的新聞，隻能報告光明麵。而到了“文革”期間，媒體被“四人幫”利用，新聞完全淪為階級鬥爭的工具，報紙廣播一概是“千報一麵”、“千台同聲”，新聞更是不惜以假、大、空的報道，隻是宣傳我國的“大好形勢”。對於這段特殊曆史時期的產物，廣大新聞學者以及新聞工作者已經意識到了其危害性，尤其在近30年的媒體發展過程中，大家都在致力於這方麵的撥亂反正。但是，幾十年所形成的報喜不報憂以及政治第一的範式，依然頑固地殘留著，新聞報道經常會在不經意之時，陷入這一殘餘的圈套。就像我們的受眾調查中，有人這樣評價一些電視新聞節目：前十分鍾是各級領導人的工作日誌，中間十分鍾是中國人民生活得多麼幸福，後十分鍾是世界人民生活得多麼痛苦。受眾總是感覺報紙上的新聞跟他們的實際感受距離太大，總是懷疑新聞所報道的是否都符合原本的真實。這就是受訪者說的“1%的虛假”。而這樣的“新聞”之所以被稱為類虛假，最根本的，就是隻注重報道那些能夠為某些人臉上“貼金”的事實，甚至對事實的個別部分超限度地加以誇大和突出，並在其中注入和掩藏一定的思想感情傾向。如下麵的案例，一位地級市領導到醫院視察白內障複明工作，新聞就會這樣報道：“各部門領導對此項工程非常重視，成立了……領導小組和專家指導組”；工作取得的成果之一就是“提升黨和政府的形象”。這樣的新聞不是向受眾報道這項工作怎樣具體開展，患者如何受益（這是受眾渴望知道的），而是大肆宣傳這項工作的組織者是怎樣積極地開展工作，而且取得了多大的成效，借此以提高政府形象（其潛台詞其實是提高領導的政績和形象）。關注民生解決殘疾人的痛苦是政府應該做的分內之事，而就是這樣一些民生工程，卻往往被利用成為“提升（各級領導者）形象”的報道，我們新聞的著力點究竟在哪裏呢？又如某地發生火災，新聞首先報道的是某某領導冒著危險親臨現場指揮，在某領導指揮下終於取得抗災勝利，而對於火災的原因、損失則一筆帶過。媒體利用其支配地位向受眾傳述的這些象征性事實，表麵是客觀公正的，實際卻帶有明確的傾向性，隱含了傳播者的潛在意識，也就成了最有迷惑性的“類虛假新聞”。
六、新聞“框架”現象使新聞無法擺脫偏見
“框架”的概念由貝特森提出，經高夫曼等引入到大眾傳播研究中，並成為近年來很流行的一種分析方法。高夫曼認為框架是人們將社會真實轉換為主觀思想的重要憑據，也就是人們或組織對事件的主觀解釋與思考結構。關於框架由來，高夫曼認為一方麵是源自過去的經驗，另一方麵經常受到社會文化意識的影響。有人對新聞框架做了這樣通俗的解釋，新聞就是一幅鑲在鏡框裏的照片，這個鏡框決定了讀者將看到什麼，而收入鏡框的內容全部由記者來決定。記者不僅決定框架應收進何種事實，同時還設計框架、製造語境，以保證所收進的事實能夠被讀者理解和接受。新聞框架取決於記者報道新聞時所站的立場、角度、觀察點，不同的新聞選題或是不同的信源都會改變記者的新聞框架。所以李希光認為新聞框架在某種程度上是觀念框架、意識框架和知識框架的翻版李希光：《新聞學核心》，南方日報出版社2002年版，第52—65頁。
正因為新聞有這麼多天然“框架”的製約，而且這些框架又往往是每一個人都難以避免甚至無法完全擺脫的，所以新聞就常常帶有意識傾向性。而有些人更是為了追求自身利益或達到一定的政治目的，巧妙、隱蔽地利用新聞框架，尤其是被擁有強勢話語權的某些官員或強勢人群所利用，這樣就會使新聞或多或少喪失客觀性和真實性，新聞事件所攜帶和傳達的信息也就會不知不覺被框架所限製和改造。雖然由於“框架”具有較強的天然性，新聞被框架必然影響的狀況也難以完全排除，但是我們也不能因此而任由框架肆意擴張。我們還是應該大力提倡新聞專業主義，大力提倡堅守新聞客觀性，從而使得我們的新聞人能夠在理性上更加清醒，以盡量減少和避免過於被框架所局限，甚至被強勢所利用，造成更多的類虛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