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麼，到1949年後，中國大陸到底還有多少黃金？吳興鏞曾引用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所研究員武力的文章，提及：“1950年3月物價趨於穩定後，國家收兌的金銀數量大增。以廣東省為例，1950年就收兌黃金745.5萬兩……”雖然該數據在海內外爭議頗多，但是民間藏金一度流向國家，確是不爭的事實。另據媒體報道，溫州解放初期，有人不願意拿黃金去換人民幣，用各種辦法把金子藏起來，比如床底、牆角，還有資本家把金條藏在皮箱的夾層裏，但最後還是被查了出來。到1950年年底，溫州地區共處理金銀案件446起。到1952年止，溫州地區按牌價收進黃金9625兩。
建國後勢頭最猛的民間黃金兌換潮則是在文革期間。杭州、寧波等市的紅衛兵貼出了“砸爛金銀飾品”的大字報。人們紛紛將久藏在家裏的各種金飾、金條等拿到銀行要求兌換。據《浙江金融史》記載，從1966年8月27日開始，到當年10月底，杭州市共收兌黃金660市斤。幾乎同時，寧波用1個多月的時間，收兌了黃金632市斤。收兌來的錢當場轉存。有的儲戶心有餘悸，還向銀行探問，兌換來的儲蓄是否屬於“四舊”？甚至還有人提出存款不要利息。經曆過嚴格的黃金管製及兌金潮後，從1982年9月起，中國百姓才可以通過商場購買到黃金首飾；2002年10月30日，上海黃金交易所開業，中國黃金市場才走向全麵開放。
國民黨政府從大陸撤退到台灣的最初二三十年，對於黃金運台之事都噤口不言，而主持其事的人，包括吳嵩慶在內，也絕口不提；因為黃金運台的事情，從大陸民眾觀點來看是民怨極大的。如今黃金秘運一事，已隨著當事人的老去，漸漸步入曆史的塵埃；但無論是蔣經國等策劃者，還是被挑選參與了秘運的吳嵩慶等人，都並非沒有心理負擔。蔣經國在其《風雨中的寧靜》一書裏描述道：“每一個銅錢敲開來都是血……”銅板敲出來都是血，更何況是黃金？這或是暗示“這些錢我們拿來是有愧的”。
“這段塵封已久的曆史往事過去屬於高度機密，許多參與者最初都不願意提及。把屬於全體人民的黃金運到台灣去，他們中很多人顧慮留在大陸的親人會被指責。大家很理解大陸親屬對黃金‘被偷運’的感受。此外，在台灣內部，對當年的黃金也有不同政見。”丁雯靜在采訪當年運金事件親曆者過程中，經常是三顧、四顧甚至多次登門，對方才打消顧慮。
以吳嵩慶為例，其自1947年起，即擔任國民黨軍隊的財務、軍需總監達15年之久，且每周參加國民黨政府“總統府”軍事及財經兩次最高機密會議。在他1991年去世時，吳興鏞和母親就很顧慮，倘若給從沒離開過大陸的兄弟們看這些資料（按：主要指吳嵩慶日記），會否影響他們在海峽那邊的生活：“至少會帶來些困擾吧。他們業已過古稀之年，還是少知道些為好。”
93歲的董德成接受了丁雯靜的采訪。在訪問前，他的子女不是很願意，他們很清楚，台灣黃金問題很敏感。但董德成自己卻說：“為什麼不要講？這段曆史我們坦蕩蕩的，對得起人民，對得起百姓，為什麼不說？”或許老人已隱約感覺到這是他最後一次接受訪談，他握著丁雯靜的手說：“丁小姐，我們中國真是一個苦難的民族。”他們希望一切的苦難都結束在他們身上，下一代不要再有；而他們自己，願意不願意都別無選擇，隻能跟時代和命運一起走。兩個月後，董將軍去世了。
江維翰的夫人米繩祖最初也一再拒絕訪問，因為她擔心“上海的親戚們知道先生協助蔣介石運黃金，會不諒解”。幾經拒絕後，米繩祖終被說動，激動地對丁雯靜說：“……告訴台灣老百姓，國民黨不是光著屁股到台灣。丁小姐，你一定要讓台灣老百姓知道。”（詳見第五章第三節）
而作為兵戈相見的另一方，當年的解放軍運輸大隊隊長張振國在接受丁雯靜的采訪時，深信因為蔣介石帶走黃金，導致老百姓承受了很多苦難；但他已經消釋了義憤，全然沒有勝利者的正義在握姿態，覺得黃金造福了台灣民眾，是楚弓楚得，值得。張振國的這番議論，使得來自台灣的丁雯靜深受感動。當丁雯靜問這位年已90餘歲的昔日戰勝接收者，怎樣看待運黃金行為本身時，老人波瀾不驚地說：“他（蔣介石）不是傻瓜，他在那邊（台灣）要吃飯要穿衣吧。他要做本錢，本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