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於蔣介石運金一事，台灣一些深藍（“藍”代表國民黨）人士，覺得這是蔣介石為了中華民族生存，所做的愛民決策。陳誠之子、前“監察院院長”陳履安亦曾指出，他是帶著一顆感恩的心來看這些問題的。在那麼艱苦的環境，要做一些決策，這對後人有非常大的影響。因此不管民眾戴著什麼眼鏡、什麼心情來看這件事，對於以前種樹的人，不管樹種得正或歪、營養夠不夠，總能讓後人在樹底下乘涼，不要抱怨樹不夠大。大家在夜闌人靜的時刻，應該問自己為後代做了什麼。如果忘掉過去，就沒有未來。
作為台灣土生土長的所謂“本省人”，丁雯靜知道，台灣很多本省人對大陸有敵視態度，她對此不以為然。“我一直期待，台灣人要先了解曆史脈絡，學會感恩。感恩是很棒的一件事，蔣經國也說過，這每個銅板敲出來都是血。對這些來自大陸的抗戰鮮血換來的錢，難道不應該感恩嗎？”
吳興鏞在某年接受記者采訪時，這樣說道：“這筆相當於700萬兩黃金的資金，僅是讓台灣渡過朝鮮戰爭爆發前後的難關，穩定了新台幣；但不是台灣經濟起飛的主要因素，也似非大陸改革開放前經濟困境的因素。有專家曾說，解放後，僅廣東一省就收兌出黃金700餘萬兩；當然，有人對此數有異議，如果實事求是的話，有史料原件為證：《廣東綜合統計（1950年）》，廣東省人民政府調查統計委員會（1951年）。至少，運台灣的資金，造就了台灣的今日，那也是中國的土地與人民。正如您所說，‘楚人失之，楚人得之’，中國人民有這胸襟。中國曆代都是替前朝修史，但那是封建時代，現在是民主時代，會還原史實，老百姓心頭自有一把尺，相信是公平的。”
“蔣介石到了台灣，把央行的黃金做了新台幣的準備金，曾把台灣建設成一個經濟起飛、亞洲四小龍之首的經濟小巨人，在中國近代史上，除了他是抗戰時期的領袖外（現在大陸已經慢慢有了公正的、超黨派的評價了），他父子建設寶島台灣也應是正麵多於負麵的。即使把眼光放大去看全球，今天台商遊走在海峽兩岸，尤其對中國大陸的現代化的貢獻，也是有目共睹的，這些也是與蔣父子有關聯的。”
不過，鑒於這筆運送到台灣的巨額黃金終究是“人民血汗錢”，1997年，吳興鏞在《傳記文學》上撰文，建議以部分運台剩餘黃金的利息，來設立“中華世紀黃金教育基金”，主要為支持兩岸交流，互相交換學生，以降低敵意，爭取兩岸和平的願景。在吳興鏞看來，“也是對大陸許多由於這些‘現金’運台而導致金圓券狂貶、受損的老百姓的一點象征性的‘補償’。”這或許是這件曾經民怨極大的事情圓滿解決的有效方法。
迄今，這些從上海運到台灣的黃金大致還剩下100萬兩左右，目前保存在台灣的“文園國庫”。據吳興鏞測算，這100萬兩黃金本金價值10億美元，算1分利，每年利息也有7000萬元人民幣。他建議，這部分黃金的利息，就可以做兩岸交換學生的教育基金；“用於教育，而且不動用本金，這是解決問題最好的辦法”。年過七旬的吳興鏞，談到這一點時，充滿了期待：“現在兩岸的一些大學，都已經互認學曆了，未來將有更多合作發展空間。”（摘自《揚子晚報》2009.12.12）
對於吳興鏞的設想，一位資深報人金堯如（前香港《文彙報》總編輯）寫了《我舉雙手讚成吳興鏞教授之構想》一文（《傳記文學》1997年），今摘錄如下：
……我在這裏要請讀者再體念一遍吳教授的構想的源頭：“1948—1949年，大陸中央銀行黃金（按：還有銀及外彙）分批運到台灣，為早期台灣幣值的穩定、經濟的開展，及人民的向心，曾做出不可磨滅的貢獻。但在海峽的另一邊，都認為這些黃金是以沒有準備金的金圓券，以不合法兌換的手段搜括得來的。他們認為這些都是全中國人民的血汗錢。”
……在這一樁兩岸人民曆史沉積下的恩怨中，吳教授想到的是如何在兩岸人民之間泯舊仇、添新恩，他體認到“兩岸不能永遠敵對下去”。他更希望：“從20世紀的90年代起，海峽兩岸應以和平競爭的方式來比賽，看誰能在21世紀的華人世紀的奠基上出力多。”
……這幾句話，精神立現。不單是為消解眼前兩岸“民怨”，更為21世紀的華人世紀的前程設想，他立即想到了大陸人民。他說：“華人的世紀奠基，最重要的也是大陸亟待解決的問題是教育。我提出一個野人獻曝的小小建議：可否把一部分大陸運台的黃金，作為‘中華世紀’教育的基金，這筆‘黃金教育基金’，保留在台灣……這筆基金的利息主要用來支付海峽兩岸交換學生的費用上。以大陸的高中、大學及研究生來台就讀為主，台灣學生赴大陸就讀為輔。至於是否允許支持大陸的‘希望工程’，也可以細則規定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