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期台灣經濟成功發展的原因固然很多，但最為關鍵的，或是國民黨在1949年從大陸帶去了大批人才以及對國際經濟形勢的準確判斷，與采取切實可行的經濟政策。最初上海國庫的黃金銀子及外彙，穩定了新台幣；以後的高利率政策及美援維護了1950—1960年的金融安定與發展。如以人均計算，1949年運台國庫全部資金4億美元（或800萬兩黃金），每人分配約50美元，此戔戔數顯然不是台灣經濟起飛的原因。其次是當局能人盡其才，重視教育（實行九年義務教育）。但現在大陸已後來居上了。”吳興鏞則如是認為。
綜上，可以說，台灣經濟之所以能實現飛速發展，主要得益於美國的援助和國民黨當局的經濟政策。蔣介石運台黃金，在初期維持台灣的經濟和財政已經捉襟見肘，在後來的經濟發展中也就作用不大了。當然，作為台灣經濟發展金融後盾的新台幣之所以能保持穩定流通，台灣政經軍心穩定，蔣介石運台黃金在50年代的確功不可沒，所以也不能說台灣經濟的起飛與這批黃金完全無關。由上文可以得出如下結論：
1.蔣介石運往台灣的黃金的確是全體中國人民的共同財富，特別是八年抗戰的全民心血。台灣的確曾從中受益，這是無可爭論的事實。2.大陸當年並非像謠傳的那樣，在金銀和外彙等方麵一無所有，或者隻有少得可憐的金銀外彙儲備。從現有材料推斷，中共在大陸掌握政權後所收兌和掌握的金銀及外彙數量，並不比蔣介石運到台灣的少。3.台灣的經濟發展主要靠美國援助和國民黨當局合理的經濟政策，蔣介石運台的黃金在遷台初期穩定金融、發行新台幣方麵功不可沒。大陸在建國之初經濟建設屢受挫折，實屬正處於摸索階段，與蔣介石從大陸運走的金銀和外彙關係不是很大；至於將“三年大饑荒”歸罪於蔣介石把黃金運台的說法，則較為荒謬。
1949年5月27日，上海解放，進入上海的解放軍戰士愕然發現，昔日繁華似錦的十裏洋場已經變成了一座空城；觸目所見，隻是一張張飽受戰亂的麵孔和戰爭過後的一片狼藉。運輸大隊隊長張振國率隊帶著士兵們分乘8輛卡車，扛著一箱箱人民幣，直奔外灘的中國銀行，將其送進了“至少兩三個籃球場那麼大”的遠東第一地下金庫，國民黨金圓券時代至此宣告結束。
同日，上海市軍事管製委員會和上海市人民政府成立，陳毅擔任中華人民共和國第一任上海市市長。然而上任伊始，擺在陳毅麵前的卻是各種各樣棘手的難題：物價一瀉千裏，人民幣迅速貶值，通貨急劇膨脹，人民朝不保夕；工廠停工、破產，百廢待興；特務猖獗，階級鬥爭尖銳。27日上海剛解放時，規定一元舊人民幣兌換10萬金圓券，黃金每兩3.91萬元，銀圓一枚是660元。可不到十天，銀圓就上漲到一枚1800元，黃金一兩漲到11萬元。早已奉命停業的證券交易所，每天都有數千人光顧，到6月8日竟達到8萬人；街頭還有數萬銀圓販子從事金銀買賣，每枚銀圓已漲到2000多元人民幣。當然，其中亦不乏國民黨撤退時留下的特務人員，妄圖從經濟上顛覆新政權。當時一些人很得意地聲稱：“共產黨打得過蔣光頭，打不過袁大頭。”
麵對此種情況，“鐵腕”市長陳毅決定實行強製手段，嚴厲打擊不法分子。首先，於6月10日，下令上海“軍事管製委員會”包圍查封了這個證券交易所，逮捕了1000人，並下令禁止黃金、銀圓、外幣的計價流通和私下買賣……到第二天，銀圓價就跌了一半。以後，再經“三反”“五反”運動，“鎮壓”了一批人後，就沒人敢投機倒把、買賣金銀了（《百年上海灘》，上海灘雜誌社，2005年）。“行法嚴而國人悅服，用民盡其力而下不怨。”由於陳毅的有效治理，上海經濟開始複蘇。
“金圓券發行，民間所藏的銀圓、黃金、美鈔為政府一網打盡。”這是《李宗仁回憶錄》中的表述。中國共產黨幾乎是在“無金”的基礎上建設國家金融體係。在黃金短缺的狀況下，解放初期便出台了嚴禁金銀計價流通和私相買賣的規定，如1949年6月頒布的《華東區金銀管理暫行辦法》，嚴禁一切金銀帶出解放區；人民儲存之金銀如在解放區內遷移必須攜帶者，須向區級以上政府申請開給攜帶證；屬於人民自行佩戴之金首飾不超過1市兩。在本區內攜帶金銀而無合法證件，或以金銀計價行為者，按牌價貶低15%~30%收兌。1950年4月，中國人民銀行又製定下發了《金銀管理辦法》（草案），凍結了民間的金銀買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