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後證明，對毛澤東的指責，對他的處分是主觀主義的，是沒有道理的。而毛澤東選擇的道路，采取的政策和措施則是正確的。毛澤東“落選”很多黨史書上都談到：1929年6月19日，紅四軍第三次打了福建龍岩城，消滅地方軍閥陳國輝部後，在一個相對安定的環境中，於6月下旬，在龍岩召開了紅四軍黨的第七次代表大會。毛澤東準備通過總結建軍以來的經驗，解決紅四軍黨內領導者之間在創建根據地和在紅軍中實行民主集中製原則等問題上出現的認識上的分歧。這次大會不但沒有實現毛澤東的想法，沒有在正確路線上統一認識。而且原由中共中央指定的前敵話題一轉，對朱德和毛澤東兩位軍政領導提出十分尖銳的批評。批評朱德有舊軍官思想，不重視思想政治工作，對劉安恭的宗派活動姑息；批評毛澤東有個人英雄主義和家長製領導方法；批評毛澤東經常說的“馬列主義是規定了世界革命的基本原則，但中國革命的具體做法要我們自己在實際中創造”這樣正確的觀點是對馬列主義信任不夠；批評“沒有調查研究就沒有發言權”的說法，而片麵強調是共產黨員就有發言權，說錯了可以糾正。這些意見表現了陳毅當時的思想水平，在很多問題上認識是很模糊的。陳毅說：“你們朱毛吵架，一個晉國，一個楚國，兩個大國天天吵，我這個鄭國在中間為難，兩大之間為小。我跟哪個走？站在哪一邊？就是怕紅軍分裂，希望你們兩方團結起來。”毛澤東聽了陳毅的話後，重申了自己的各項政治主張，又說：“至於陳毅對我個人有許多批評，我現在不辯。如果對我有好處，我會考慮的，不正確的將來自然會證明是不正確的。”後來，在會議結束的選舉上，居然把毛澤東選了下來，大多數人選舉陳毅當前委書記。
紅四軍第七次代表大會結束後，毛澤東離開紅四軍領導崗位到閩西上杭縣蛟河幫助地方工作。陳毅深知自己責任重大，後來他去上海向黨中央彙報工作，真心誠意地希望毛澤東再回到紅四軍工作。1929年12月在紅四軍第九次代表大會上，一致通過了著名的“古田會議決議”，毛澤東重新當選為前委書記。1929年和1930年革命又走向複興，隨著局勢的好轉，中國共產黨內的“左”傾急性病又逐漸發展起來。先是李立三為代表的“左”傾冒險主義，主張進行以奪取武漢為中心的全國總暴動和集中全國紅軍進攻中心城市的冒險計劃，實現“會師武漢，飲馬長江”的戰略目標。但是毛澤東從來不讚成“城市中心論”的觀點，當然更不會同意“會師武漢，飲馬長江”的脫離實際的冒險計劃。因而一再遭到李立三“左”傾冒險主義者的批評和責難。1930年6月11日，在上海召開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上通過的決議案中，指責毛澤東“以農村包圍城市”的理論，“是一種極錯誤的觀念”。6月15日《中共中央致紅四軍前委的信》中更嚴厲地批評紅四軍前委“農民意識，在政治上表現出來機會主義錯誤”。
1930年8月，中央派周以粟來到江西蘇區，要求紅軍攻打武漢。毛澤東認為紅軍根本沒有這個力量，不讚成中央決定，周以粟就批評毛澤東是機會主義，從此“機會主義”這頂帽子就一直戴在毛澤東頭上。陳毅曾這樣對毛澤東說：中央來一個人就掀起一個風潮。將來中央搬來了，就怕要推翻你。1931年中央蘇區成立中央局，由於來了不少中央的工作人員。這些人沒有根據地建設和紅軍建設的實踐經驗，又以中央的左傾思想來指導工作，自然在中央蘇區黨內引起分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