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澤東還說：對我有益處的，就是封我為“狹隘經驗論”。我在《中國革命戰爭的戰略問題》那本書中就學魯迅的辦法“報複”了一筆，批評那些罵“狹隘經驗論”的人是錯誤的。所謂“狹隘經驗論”就不是馬克思主義。那個時候他們認為山裏頭沒有馬克思主義，因為我們在山裏頭，城市裏頭就有馬克思主義。他們忘記了，他們也來到山上了，而我們從前也是在城裏的。我們早到山上兩三年，就沒有馬克思主義了。毛澤東對那些對他不正確的批評和處分采取什麼態度呢？他說：填表的時候不是要填過去受過什麼處罰嗎？這些事情，現在填表我都不填，因為這樣多，要填一大堆，而且這些沒有一條我承認的。
毛澤東領導湘贛邊界舉行秋收暴動後，率領起義部隊到達井岡山。他以革命家的偉大氣魄和首創精神，在與上級黨組織失去聯係以及極端困難的條件下，恢複了黨組織，整頓了起義部隊，開辟了第一塊共產黨領導的農村革命根據地、他在努力工作的同時，一直積極設法和湖南省委和黨中央聯係，但他代表前委寫的許多報告和信件，上級都沒能及時收到。正當井岡山根據地在健康向前發展的時候，在1928年3月，瞿秋白的“左”傾盲動主義路線傳到了井岡山。由於在這之前的1927年11月9日至10日，也就是毛澤東正在井岡山開創根據地、恢複黨組織、建立工農武裝的時期。中國共產黨在上海召開了臨時政治局擴大會議。會議根據共產國際關於中國革命的一些基本觀點和國際代表的意見通過了《中國現狀與共產黨的任務決議案》（14日中央黨委會議修改審定)和《政治紀律決議案》等文件，標誌著以瞿秋白為代表的“左”傾盲動主義路線在黨中央占了統治地位。
毛澤東在中國革命的幾個主要問題上與這條路線有分歧。其一，在革命性質上，毛澤東主張在民主革命時期的主要任務是反對帝國主義、豪紳地主階級，“左”傾路線認為應該反對整個民族資產階級以至小資產階級，混淆了民主革命和社會主義革命的界限。其二，在革命形勢問題上，毛澤東認為革命處於低潮，而“左”傾路線則認為是高潮，強調實行盲目進攻，命令少數共產黨員和革命群眾去執行無勝利希望的武裝暴動的“總策略”。其三，在革命道路上，毛澤東主張以農村根據地為中心，開展土地革命，而“左”傾路線則強調在城市舉行武裝暴動，否認農村根據地對中國革命的意義。
由於以上分歧，在上海召開的這次中央臨時政治會議通過的《政治紀律決議案》中，指責湖南省委領導的秋收起義是“完全違背中央策略”，“變成了單純的軍事投機的失敗”。因而給予湖南省委全體成員以紀律處分，並撤銷毛澤東、彭公達、易禮容、夏明翰的湖南省委委員的職務，而且特別指責毛澤東應對湖南省委的“錯誤”“負嚴重責任”，並“開除”其政治局候補委員。決議案原文是：“毛澤東同誌為八七緊急會議後派赴湖南改組省委執行中央秋暴政策的特派員，事實上為湖南省委的中心，湖南省委所作的錯誤，毛澤東應負嚴重的責任，應予開除中央臨時政治局候補委員。”隨後，中央在1927年12月31日，又致信指示湖南省委要求：“按實際需要決定該部(指毛澤東部)工作計劃”，“在必要時，派一勇敢明白的工人同誌去任黨代表”。根據中央指示，1928年3月上旬，湘南特委派其軍事部長，省軍委特派員周魯來到井岡山。這位周魯到井岡山後，既不調查，也不研究，強行推行盲動主義路線。對毛澤東在井岡山製定的一係列政策橫加指責。批評毛澤東行動太“右”、“燒殺太少”，沒有執行所謂“使小資產變無產，然後強迫他們革命”的政策。還撤銷了以毛澤東為書記的前敵委員會，另成立師委。周魯還輕率地把臨時中央“開除”毛澤東政治局候補委員的處分，錯誤地傳達為“開除黨籍”。這就是毛澤東在中央八大預備會上所講的“開除了我的黨籍，這就不能過黨的生活了，隻能當師長，開支部會我也不能去”一段話的由來。成立師委後，由何挺穎任書記，毛澤東任師長。毛澤東成了“民主人士”。師委隻能管軍隊中黨的工作，對地方黨不能過問，邊界共產黨組織的領導頓失中心，許多地方各自為政。直到1928年4月，朱德、陳毅來到了井岡山，帶來了中央的正式文件，才作了糾正，“是開除出政治局，不是開除黨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