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國藩認為軍隊長期積累的惡劣風氣，是嚴重影響與損害軍隊戰鬥意誌與戰鬥力的歪風邪氣。主要有“暮氣”、“舊氣”、“惰氣”、“浮氣”、“驕氣”、“習氣”、“惰弱之氣”、“ 久疲之氣”、“陳腐之氣”等等。他認為，任何一支軍隊，隻要時間一久，各種不良的習氣也會隨著時間的推移而滋生出來。湘軍到了後期， “暮氣”、“惰氣”、“久疲之氣”越來越重。有一段時間，湘軍由兩支部隊駐紮在皖南祁門一帶，這裏是太平軍進攻的重點，經常打仗，有個叫唐桂生的湘軍將領產生了驕矜之氣，看見別的友軍出門打仗不配合，友軍遇到危險的時候不出手相救。對此曾國藩很惱火，很氣憤，多次寫信、寫批文批評唐。在曾國藩的批評教育下，唐的態度有所好轉。
曾國藩認為有些客觀因素也是造成團隊精神衰竭的原因。軍隊中最害怕的就是疾病流行。1862年5月曾國荃舉兵進紮雨花台後，軍隊中流行疾病，死亡人數高達1萬多人，進兵寧國一帶的鮑超部，因疾病而死的過半。曾國藩的弟弟曾國葆也死於疾病。疾病對軍隊的影響很大。但是，在這種情況下，湘軍也能打勝仗，打惡仗，究其原因，與曾國藩平時注重團隊精神的培養上分不開的。
使用團隊精神之法
善於鼓氣，是曾國藩使用團隊精神的一大特點。一個組織，一支軍隊有沒有戰鬥力，有沒有戰鬥意誌，能不能吃苦耐勞，能不能在遇到強敵的時候敢於亮劍。曾國藩十分重視士氣的鼓動，善於激活願景、溝通上下、激發熱情。1854年3月湘軍成軍出師，他組織了盛大的出征儀式，發布《討粵匪檄》，激勵士氣。他經常給各級將領寫信、寫對聯，一有機會就召見或者看望他們，以增強統帥和下級軍官間的親密關係。對於鼓舞士氣來說，激勵是最好的措施。曾國藩激勵的措施有很多，有物質的、精神的；有政治的、有名譽的；有感情的，有感覺的。他堅持找軍隊各級領導，包括營官、哨官談話，這是感情投入；堅持到部隊點名、看操、訓話，這是感覺激勵；表現好的給予金錢等獎勵，這是物質獎勵；戰場立功的，給予提拔，這是政治的獎勵；戰死疆場的，給他們建祠，並著文紀念，這是名譽的獎勵。對追隨者的優點，曾國藩總是津津樂道。有兩副對聯，可以作為證明。
矯激近名，揚人之惡；有始無終，怠慢簡脫。
平易近人，樂道人善；慎終如始，修飾莊敬。
取人為善，與人為善；憂以終身，樂以終身。
樂道人善、取人為善、與人為善，就是多發現追隨者的優點，並且加以頌揚。這是一種高明的、行之有效的領導術。領導者這樣做，追隨者往往樂於被他所使用。曾國藩說：
如大河水盛，足以浸灌小河，小河水盛，亦足以浸灌大河，無論為上、為下、為師、為弟、為長、為幼，彼此以善相浸灌，則日見其益而不自知矣。
通過對追隨者善的張揚，達到影響追隨者“潤物細無聲”的效果。
善於預籌“氣”，是曾國藩使用氣的又一特點。所謂預籌，就是事先做好充分的準備，不打無把握之戰。在這個問題上，曾國藩曾經吃過虧。他在總結1854年的作戰經驗時反省自己道：
臣國藩自二十五夜失去座船，暫駐陸營。本擬另辦一船督飭水師，不圖逆黨上竄，既不能分軍回剿；風波突起，又不能不往修理。而自潯至漢數百裏江麵，將複為賊所有，曷勝憤懣。細思臣等辦理錯謬之處，蓋有二端：武漢當留重兵駐守，並當留戰船數十號以為後路聲援，茲因江漢無戰船，致使賊匪乘虛上竄，其失一；九江未破，遽攻湖口，冀通江西餉道，弁勇冒險輕進，致輕舟百餘號陷入內河，一軍分為兩截，外江無小舟，內湖無大船，擊形薄弱，其失二。
1854年雖然曾國藩捷報頻傳，但是問題也不少。攻下武昌後，沒有建立武漢為中心的上遊根據地，致使武漢以及湖北很多戰略要地得而複失；更為慘痛的是在回援湖北中，著名幹將羅澤蘭戰死，給湘軍造成巨大的損失。戰略進攻上，急躁冒進，九江沒有攻下，就急於攻打湖口，特別是一些下級指揮官，輕易冒進，與主力失去聯係，兵力分散，戰鬥力減弱，導致失敗。一天晚上，石達開指揮太平軍水師偷襲曾國藩水師，當時曾國藩坐船周圍戰船少，倉促應戰遭到慘敗，連他的座船也丟棄了。他覺得無臉見江東父老，投水自盡，幸虧被人救起。這次失敗後，很多人要離開他，他拿出路費，說：你們都回去吧，我留在這裏，等我好轉了，你們要來我歡迎。要走的人受到感動，很多又留了下來。進攻湖口、九江都是輕率的行為。當時太平天國處於全盛時期，著名戰將很多，如石達開、林啟榮等集中在江西一帶，有著豐富的作戰經驗與頑強的戰鬥意誌。曾國藩沒有仔細分析形勢，過分相信軍隊的“一鼓作氣”，一味的猛攻猛打，從而出現湖口之敗、九江久攻不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