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總結說：
大約用兵無他謬巧，常存有餘不盡之氣而已。孫仲謀之攻合肥，受創於張遼；諸葛武侯之攻陳倉，受創於郝昭，皆初氣過銳，漸就衰竭之故。唯荀銛之拔逼陽，氣已竭而忽振；陸抗之拔西陵，預料城之不能遽下而蓄養銳氣，先備外援，以待內之自敝，此善於用氣者也。”“足下忠勇內蘊，邁望無前，惟猛進有餘好謀不足。
後來的很多戰役，曾國藩都充分考慮各個方麵的因素，針對可能出現的情況，采取有力措施，確保了戰爭的勝利推進。安慶、金陵攻城之戰，曾國藩采用的正是這一領導術。具體做法是逐漸用深溝長壕、精兵強將包圍城池，重點打擊外部援兵，直到城中再無糧草、城外再無援兵，才開始發動對城市的重點進攻，並且一舉攻破。
善於凝神聚氣，形成合力，也是曾國藩使用“氣”的一大特點。主要表現為講究團結、維係民心、集中兵力、堅守蓄氣等四個方麵。1854年底他在上給鹹豐的奏折中不無自豪地說：
臣等一軍……特耳國藩、臣塔齊布二人親如昆弟，合如膠漆，即在事人員，亦且文與武合，水與陸和，兵與勇和，將與卒和，糧台官紳與行間偏裨，均無不和。全軍二萬人，幾如家人骨肉之聯為一體，而無纖芥嫌隙之生於其間。
曾國藩最看重民氣問題，他愛民有所取舍。他說：“民宜愛而刁民不可愛，紳宜敬而劣紳不必敬。”刁民一詞，曾國藩沒有解釋，但是據一般的理解應該是刁鑽古怪，言行不合禮義、反對官府的人。在愛民上，曾國藩要求“大抵與兵勇及百姓交際，隻要此心真實愛之，即可見諒於下。”這個要求的基礎是誠信。在能戰、愛民、敬紳的關係上，強調“以能戰為第一義”，“能愛民為第二義，能和協上下官紳為第三義”。
集中優勢兵氣打擊敵人也是曾國藩運用氣的特點。高明的領導者，所要做的一件事情，就是揚長避短。當前有些企業喜歡盲目擴麵，進入多個領域，結果因為資源的分散而出現發展的困難。這就是不會用氣的表現。曾國藩深刻認識到自己組織的薄弱環節：湘軍兵力單薄，往往多新募，訓練時間不久，而當時的戰場很多很寬，湖北、江西、江蘇、浙江、安徽、廣東、廣西、福建、四川都要作戰。將區區幾萬湘軍分散開來，分頭進擊，氣就會散，戰鬥力就會大打折扣。因此，曾國藩最看重合的作用，堅決反對分兵作戰，認為：“分兵為大戒，新集之勇，尤不宜分。”1860年他指示在景德鎮一帶作戰的左宗棠、鮑超“兩軍兵力均不甚厚，隻能各打一處，不特貴軍不可分支，即鮑軍亦不可分支。”這種以整體力量作戰的思想，確保了軍隊氣的集中使用，顯示了製勝的優勢。
堅守蓄氣是曾國藩善於用氣的重要做法。領導者應該有銳利的眼光，像鷹隼一樣善於發現獵物、善於捕捉機遇、善於等待時機，善於發起進攻；機會沒有到，條件不成熟，看見沒有勝利的曙光，就要沉寂下去，靜靜地等待。曾國藩是堅決反對浪戰的，浪戰就是亂戰，隨意出兵。他說：
凡與賊相持日久，最戒浪戰。兵勇以浪戰而玩，玩則疲；賊匪以浪戰而猾，猾則巧。以我之疲敵賊之巧，終不免有受害之一日。故餘昔在營中誡諸將日：“寧可數月不開一仗，不可開仗而毫無安排算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