幾乎與“第三世界理論”在殖民地、半殖民地國家興起的同時，巴西學者特奧托尼奧·多斯桑托斯的《帝國主義與依附》、德國學者安德列·岡德·弗蘭克的《依附性積累與不發達》等著作的部分章節開始發表，埃及學者薩米爾·阿明出版了《不平等交換和價值規律》、《世界體係的形成》，“世界體係論”代表人物、美國學者伊曼紐爾·沃勒斯坦出版了《現代世界體係》的第一卷。這些學者都對資本主義社會進行了激烈的批判，而且經常使用“第三世界”這一概念，但並不將這一概念納入自己的理論體係。他們從政治經濟學的角度入手，吸收了法國年鑒學派“長時段”的史學方法，通過科學分析的手段，發現了世界體係內部的不平等關係，比如“依附論”的“中心——邊緣”結構，“世界體係論”的“中心——半邊緣——邊緣”結構。
學術界一般都認為，“第一世界”是指美國統治的資本主義世界。“第二世界”是指蘇聯統治的社會主義世界。“第三世界”是泛指在亞、非、拉地區的殖民地、半殖民地國家或非工業化國家。阿明、多斯桑托斯、詹姆遜等當代理論家，在涉及“第三世界”的問題時，也基本上持這種劃分方法。美籍印裔學者艾賈茲·阿赫默德，在一篇批評詹姆遜的文章中提出了不同的看法。他認為，第一世界和第二世界是根據生產製度（資本主義和社會主義）來劃分的，第三世界則完全是根據一種純粹外來插入現象的“經驗”來定義的。這在理論上不成立，也不能解釋亞洲“起飛”國家和地區（印度、中國內地和港台、韓國、新加坡等）出現的現象，特別是1991年蘇聯解體而走向“市場化”道路。根據20世紀下半葉國際形勢的變化，甚至有人提出“第四世界”的概念，特指原來“第三世界”內部的經濟停滯型國家，比如非洲和伊斯蘭世界的一些國家。第三世界集團內部已經產生了嚴重的分化：一部分尚未開始工業化的國家與第一世界處於絕對的對立狀態（即“第四世界”，特別是伊斯蘭世界）；另一部分半工業化的國家與第一世界的關係則變得越來越曖昧。半工業化國家已經自動地屈從於資本主義發展（或資本積累）的時間邏輯。
“時間”是變化、發展和一體化的概念。“空間”是結構、共存和對峙性的概念。原始資本主義通過擴大交換空間（地理大發現、跨國貿易、海外市場）的活動得以成型和發展。現代資本主義則將空間關係轉化為市場活動中的時間關係（商品生產、流通和消費過程），進而將這種時間關係抽象為曆史模式（社會發展進化階段論）。“三個世界理論”的本意，可以看作是一種對資本“時間邏輯”的抵製，並曲折地表達了一種追求文化“共存空間”的強烈願望。但是，第三世界國家一直試圖通過對“時間”（“現代化”）的訴求，來保存或鞏固自身“空間地位”。就像今天的發達資本主義國家，繼續通過“空間”活動（跨國公司、全球金融體係、經濟一體化等）來鞏固自身的“時間優勢”一樣。
問題正出在這裏。在“空間”（地緣政治和民族文化）上是對抗，在“時間”（“現代化”和全球經濟一體化）上是依附。這種矛盾狀態是第三世界國家心頭的一個巨大陰影，其表現形式就是一種強烈的“時間焦慮症”。這種症狀不但表現在國家的宏觀決策中（每年以百分之十左右的經濟增長速度往前趕），更深深地潛入了文化和民眾的意識深層，進而在日常生活世界中，以各種奇異的形態表達出來（最典型的就是拜金主義）。傳統“第三世界理論”在緩解這種“焦慮症”方麵顯得簡單、浮躁而軟弱無力。因此，特奧托尼奧·多斯桑托斯、安德列·岡德·弗蘭克、薩米爾·阿明等人為代表的“依附理論”，是對傳統的“第三世界理論”的重要補充。“依附理論”建立在理性的政治經濟學分析基礎上。它將世界視為一個整體性的結構；將發達與不發達看作是一種結構性要素（中心——邊緣）；將曆史資本主義問題，轉化為全球一體化經濟中依附性壓迫和剝削的現實問題。同時，欠發達國家的內部結構（政治、經濟和意識形態）也帶有濃鬱的依附性，原因是外部因素（全球性的技術分工和跨國資本運作方式）在製約和操縱著內部因素。
薩米爾·阿明指出，商業依附並不是因為欠發達國家隻會生產和出口基礎產品，而是因為他們隻能是基礎產品的生產者，因為他們無法形成一種“自主中心的工業結構”。金融依附是因為欠發達國家的大規模生產性資金來源於跨國資本，而剩餘利潤的主要部分是朝向中心國家回流的。這也就是沃勒斯坦所說的受世界市場機製和國家機器支配的“剩餘轉移”。結果是，中心國家的貨幣彙率完全控製著欠發達國家的貨幣體係，阻礙著欠發達國家的進一步發展；同時它還左右著這些國家內部的工資體係。欠發達國家的工人必須承受雙重剝削：在全球經濟運轉正常的情況下，他們受製於本地買辦，接受資本原始積累的剩餘價值規律。在非正常狀況下，他們又要承擔全球資本周期性波動的後果，以保證“剩餘轉移”不受損害。技術依附主要是指發達國家在高新技術產業中，通過特殊設備和零部件、售後服務、專利等方式的壟斷。“依附理論”通過這種結構分析，展示了中心國家與外圍依附國家之間的根本矛盾，達到批判資本主義的全球壟斷的目的。“依附理論”認為，對方（發達資本主義中心國家），就是邊緣國家“時間焦慮”這一病症的根源。這種空間上的對峙狀態，似乎是緩解第三世界欠發達國家“時間焦慮症”合乎邏輯的表現，其特點是將“焦慮症”部分地轉嫁給空間中的另一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