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時間焦慮症”也可以看作是一種“曆史焦慮症”。緩解“曆史焦慮症”的方法，是將時間長度（曆史跨度）加大，使人們的注意力從對短暫的曆史事件（革命、戰爭）的執迷上離開。這種緩解“時間焦慮症”方法的代表是沃勒斯坦的“世界體係論”。世界體係論的三個重要理論資源之一，就是法國“年鑒學派”代表人物布羅代爾（另兩個是康德拉捷耶夫周期理論和馬克思的資本積累理論）。布羅代爾將曆史時間分為三種類型：1.短時段，即事件，今天大眾傳播所熱衷的東西。這是一種變幻莫測的、極具欺騙性的時間形式。2.中時段，即局勢，比如資本主義發展周期研究（價格波動、人口增長、生產增減等），時間跨度是20年到50年不等。3.長時段，即結構，重視對日常物質生活的結構研究，時間跨度是500年乃至5000年，在時間的靜止狀態下，發現曆史的穩定結構。當目光愈拉愈長的時候，他們就發現歐洲中心的世界資本主義體係不過是1600年之後才形成的（通過地理大發現、資源掠奪兼及跨國貿易），資本主義社會作為一個“經濟世界”，也因此變成了“世界經濟”的代名詞。在此之前出現過各種其他類型的世界體係。沃勒斯坦和阿明特別提到以中國和埃及等古老國家為代表的“朝貢體係”。這是一種前資本主義的世界帝國體係。
“朝貢體係”是否是一個“經濟世界”、“經濟體”這種觀點是值得懷疑的。中華帝國一直對國際貿易興趣不大，這已經是常識。亞當·斯密通過傳教士和旅行家的介紹也間接地了解到這一點，“中國人不重視國外貿易”。中華帝國無論是接受“朝貢”還是“出使”，都是“耀威德”的特殊方式，本意並不在獲取利潤和積累貨幣資本。大手大腳的“耀威德”的方式，吸引著“朝貢體係”邊緣的眾多國家，使朝貢者越來越多，並夾雜著大量的私人商業交換和海上走私行為。朝貢，已經不再是對“高高在上”的中華帝國的仰慕，而是一種商人牟利的重要手段。中華帝國對內鄙棄商人階層，對外又要保持禮儀之邦的風度，使得他們無法應酬這種“跨國貿易”的不斷入侵。其結果造成了“朝貢體係”內部的“生產剩餘”，不斷地向海外轉移。這就是明清海禁的原因之一。清朝政府開始對朝貢貿易進行諸多的控製。比如，嚴格規定朝貢的船隻和人員數量，對各國朝貢的頻率也有規定，比如，規定荷蘭朝貢者“八年一次來朝，員役不過百人”。海禁與正在興起的資本主義國家爭奪海外市場的欲望是格格不入的。於是，西方國家用槍炮（鴉片），打開了“朝貢體係”的大門，並宣布：“西方資本主義體係”才是世界的中心，你們不過是一個落後的邊緣國家。這就是“洋務運動”的起源。
本來，這種“焦慮症”在“朝貢體係”內部是不存在的。長期以來，中國人通過對中華帝國日常生活結構的“長時段”觀察和總結，發現了一種分合循環的曆史時間。中國的朝代更替，短則幾年十幾年，長則幾百年，規律都相似：初期的“休養生息”——中期的積極進取——後期的強權統治三階段，最後通過暴力改朝換代。它在“興起—發展—衰落”的波動周期中周而複始，延續了幾千年（生產方式沒有太大變化）。“朝貢體係”內部的波動周期，對中心之外的邊緣朝貢國家並不適用。直到晚清，邊緣國家才以武力的方式進入。就中華帝國“朝貢體係”的局部範圍而言，“曆史分合論”（循環時間）的宿命色彩，既消解了因朝代更替和權力控製過程中的殘暴而導致的道德焦慮，也是消除日常生活中的“時間焦慮症”的一劑良藥。當範圍擴大到“世界體係”的時候，它頓時失去了藥效。它被迫進入了另一個時間體係，並且被邊緣化。
“世界體係論”者認為，隨著“朝貢體係”的瓦解，今天的世界隻有一個體係，那就是“資本主義世界體係”，它形成“中心——半邊緣——邊緣”的結構。邊緣、半邊緣國家受體係中心國家的支配，其強弱程度是一個動態概念，與他們同中心國家的距離成正比。通過對資本主義幾百年來的經濟波動周期（發展—膨脹—停滯）的分析，他們認為，當資本主義體係中心國家處於停滯階段（供給大於需求）的時候，邊緣國家應該趁機發展，直到“需求大於供給”。這種觀點盡管可以解釋一些“起飛”國家（比如亞洲“四小龍”），但對大多數落後的第三世界邊緣國家並不適用。“世界體係論”不一定能夠緩解第三世界的“時間（曆史）焦慮症”。就目前的整體局勢而言，第三世界國家將要在焦慮中走過更加漫長的路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