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世界”一詞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後才剛剛開始使用。但是就在一個短時期中，這個詞的用法就已經發生了變化，由政治的內涵轉變為經濟的內涵。在1945年戰爭結束以後的“冷戰”年代，在以美國為首的資本主義世界和以蘇聯為首的社會主義世界之間劃出了一條嚴格分明的界限。從外交上營壘分明的意義上說，所有的國家不站在這一邊，就得站在那一邊。大多數國家的確如此，但仍有少數還在堅守著不穩定的中立立場，其中有鐵托的南斯拉夫、納賽爾的埃及、尼赫魯的印度、恩克魯瑪的加納和蘇加諾的印度尼西亞。這些自行其是的國家漸漸被統稱為第三世界，以區別於西方集團的第一世界和蘇聯集團的第二世界。隨著20世紀50年代“冷戰”的解凍，“第三世界”一詞失去了其政治含義的理論基礎，逐漸被賦予經濟的內涵，並用於稱呼世界上那些欠發達的地區，以區別於發達的資本主義第一世界（如美國、日本、西歐和前大英帝國的諸自治領地）和發達的社會主義第二世界（如蘇聯和東歐）。這一意義上的轉變使“第三世界”成為一個含義更為廣泛的範疇，包括了一百多個國家，人口約占世界人口總數的四分之三。特別是今天，第三世界囊括世界上以下各個地區：整個拉丁美洲，除南非以外的整個非洲和除日本、以色列以外的整個亞洲……第二次世界大戰前，今天被稱為“第三世界”的大部分地區被劃為歐洲列強的殖民地。那時用來修飾這些殖民地的形容詞是“落後的”，而不像今天這樣帶有外交辭令的術語——“欠發達的”，盡管這個用法容易使人產生誤解。通過研究，人們開始認識到，第三世界的欠發達和第一世界的發達並非兩個孤立而無聯係的現象，二者在機體和功能上是互相聯係的。欠發達不是與生俱來的，而是由於追隨以西方國家為先驅的工業化進程而追趕不上（的結果）。第三世界的發展經曆了三個階段：一是冷戰初期區分敵友的政治階段，呼籲朋友們團結起來對付共同的敵人；二是冷戰後期區分發達與欠發達的經濟階段，強調東西方展開對話與合作；三是隨著“依附理論”興起的新政治經濟階段，同時展開政治批判、外交斡旋、經濟協調。
第三世界的崛起的確意味著傳統殖民主義世界的終結。“一戰”削弱了宗主國的實力。“二戰”為民族獨立創造了有利條件（日本人趕走了在東南亞的法國人、英國人、美國人、荷蘭人，並在撤離之前將大量武器留給當地民族主義武裝組織）。1944年敘利亞脫離法國而獨立，此後的25年間，63個國家（占世界人口的三分之一）先後獨立並加入聯合國。一般認為，這是實現世界範圍內的民族解放的先兆。實際上並沒有這麼簡單，大量遺留問題至今沒有得到解決。第一，民族衝突。“寧要帶有危險的自治，也不要平靜的奴役。”這是非洲加納民族主義運動領袖恩克魯瑪的口號。第三世界國家的獨立，一開始就伴隨著激烈的民族衝突。1947年的“印巴分治”是最典型的例子，它是人類曆史上的重大災難之一。印度學者布塔裏亞·烏瓦什在《沉默的另一麵》一書中，詳細描述了這一次災難。幾個月中，1200萬人在新成立的印度和巴基斯坦之間遷徙，“估計死亡人數在20萬（當時英國的數據）到200萬（事後印度的估計）之間……到處都有性暴力行為：約有7萬5千婦女遭到不同信仰的男人的劫持和強奸……成千上萬的家庭妻離子散，家園被毀……”。20世紀90年代以前，真正的對抗並不在發達國家與發展中國家之間，而是在美蘇兩個超級集團之間。“冷戰”時期，在美蘇兩個超級集團之間排隊，是發展中國家的重要工作。在大國集團的軍事和經濟絕對優勢的壟斷下，所有發展中國家都是表麵上對抗，實際上依附。
馬克思主義的預言（在發達資本主義國家產生社會主義革命）並沒有實現，而是落後的農業國度率先出現了社會主義革命。20世紀六七十年代的民族獨立解放運動，可以看作是社會主義革命的重大成果之一。但是，在發展問題上，第三世界民族獨立國家碰到了新問題。讓我們來看一組簡單的數據，就能了解全球財富分配的狀況。1960年，發達國家占67.3%；發展中國家占19.8%；蘇聯集團占12.9%。1970年分別是：72.2%、17.1%、10.7%。1994年分別是：78.7%、18%、3.3%。殖民地的終結不但沒有影響西方國家的經濟發展，反而使其經濟出現了繁榮的趨勢。這使曆史學家得出了令人吃驚的結論：“葡萄牙因拒不放棄殖民地，所以一直處在其特有的貧困之中。因此，可以斷定，發達國家的繁榮並不依賴於對海外不發達地區的征服——事實上，一切正相反。這一後期帝國主義時代的一個迫切問題，是如何利用發達國家的人力物力資源，來完全改變富國愈來愈富、窮國愈來愈窮的趨勢。”
承認自己的欠發達地位，利用發達國家的已有資源來改變自己的貧窮落後狀況，是欠發達國家的基本心態。但知識界（特別是左翼）一直在質疑這件事。質疑的理由有兩條：第一，西方資本主義世界的發達是資本原始積累時期殖民掠奪的結果。第二，“零博弈”理論告訴我們：你之所得就是他人之所失。這是“對抗”的理論依據。在第三世界國家，要“對抗”還是要“發展”（依附），一直是其內部的一個重大政治分歧所在。這一分歧在1955年的“萬隆會議”就出現了。在這次會議上，除了裁軍和經濟合作問題之外，沒有在實質性問題上達成任何協議。在出席會議的29個國家中，謀求發展的親西方國家和中立的國家就有20個。對全球化背景下的不平等發展狀況的批判，並不能阻止發展中國家在依附發達國家的前提下謀求發展。在這一過程中，發展中國家將自然資源和廉價勞動力投放到“自由市場”，以換取發展和進步。第三世界並沒有結成一個統一的聯合陣線。接下來，隨著第三世界領導人（毛澤東、蘇加諾、尼赫魯、恩克魯瑪等）的逝世或下台，“第三世界”的聲音也就漸漸趨於緘默。這些國家的一個共同特點，就是實踐的發達和理論的貧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