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樣的獨白，倒讓我想起釋迦牟尼、耶穌的精神，他們身上普度眾生的悲壯感，在其身上也有作用吧。而這種犧牲了自己，去救別人的舉動，中國曆史上的哲人不多見，或者說是極為鮮見的。
魯迅和孔子的關係說起來意味深長，他們在根本點上，是那麼的不同。魯迅在許多層麵的選擇，恰是從告別孔老夫子開始的。
魯迅那代人反對孔子的某些思想，是基於生命進化的考慮的。孔子學說到了後來最大的問題，乃與生命的自然發展相對，保護腐朽的，遏製幼小的生命。儒家的倫常本來是促進生命的和諧的，可是在後來的演進中卻被“存天理、滅人欲”的理念置換了。那結果是以長者為本位，鏟除了幼者的土壤。這個在宋明理學中，顯得很突出。以致在晚清和民國，還有它的餘蔭在。魯迅的這個思路，和泰戈爾很像，即把學理和禮教製度區分開來。泰戈爾講到宗教與宗教製度時，認為這是兩個不同的概念：
宗教說，作為現實的人的個人是值得尊敬的，不論他出生在哪個家裏。宗教製度說，出生在婆羅門家裏的人，他是值得尊敬的，不管他是多麼大的蠢人。這就是說宗教念的是解脫的真言，而宗教製度則念的是奴役的真言。*O
在中國，儒學與儒教間的複雜關係也是如此。道德的建立，在中國後來完全扭曲了。讓魯迅痛心的是，這些存在完全忽視了個體生命無限發展的可能。在中國，男尊女卑，老人政治與男權主導一切，在魯迅看來是大有問題的。而我們的文化，就是建立在這樣的秩序裏，似乎與人性的本然有倒置的關係。五四後，魯迅在多篇文章裏講到儒教的錯誤，文章寫起來顯得很沉重。
他自己的婚姻，就是舊道德的結果。愛情是什麼，很長時間，他自己也不知道。在一篇文章裏，寫到了無愛的婚姻的痛苦。因為有徹骨的痛在，對道理裏的演化出的非人性的存在，便有深切的認識。所以，他加入《新青年》隊伍，也有認可新的道德觀的衝動，自覺地把思想集中到炮轟孔家店的行動裏。
在《我們現在怎樣做父親》一文裏，他說：
生命何以必需繼續呢？就是因為要發展，要進化。個體既然免不了死亡，進化又毫無止境，所以隻能延續著，在這進化的路上走。走這路須有一種內的努力，有如單細胞動物有內的努力，積久才會繁複，無脊椎動物有內的努力，積久才會發生脊椎。所以後起的生命，總比以前的更有意義，更近完全，因此也更有價值，更可寶貴；前者的生命，應該犧牲於他。
但可惜的是中國的舊見解，又恰恰與這道理完全相反。本位應在幼者，卻反在長者；置重應在將來，卻反在過去。前者做了更前者的犧牲，自己無力生存，卻苛責後者又來專做他的犧牲，毀滅了一切發展本身的能力。*P
(本章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