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以辛亥革命成功以後，竟沒有曆史上定例的開國初年之盛世，人們隻枉然失去了頭上的一條辮子，就很為百姓所不滿了。尤其是民國以後，尊孔讀經，崇奉國粹，表彰節烈，複辟帝製，抽大煙，纏足，扶乩……在社會上依然層出不窮，更說明這場革命雖然推翻了封建帝王的製度，卻沒有去觸及封建專製統治賴以生存的精神支柱和思想文化體係，那根源就在於當時多數的革命黨人滿足於“排滿”的種族革命。
此間，帝國主義之間的戰爭（即第一次世界大戰）正在激烈進行，內憂外患使魯迅更加苦悶和憤懣。藤花館4年，以及自1916年5月移居“補樹書屋”以後，魯迅除了敷衍教育部的公事以外，業餘時間幾乎消耗在研究佛經、校錄古籍上，以此消磨時光，排遣苦悶。正如魯迅自己所說的：
隻是我自己的寂寞是不可不驅除的，因為這於我太痛苦。我於是用了種種法，來麻醉自己的靈魂，使我沉入於國民中，使我回到古代去，……我的麻醉法卻也似乎已經奏了功，再沒有青年時候的慷慨激昂的意思了。
——《呐喊·自序》
這“麻醉法”於魯迅卻也見了功效，獲得了一批具有文史價值的文化成果。魯迅在輯錄謝承《後漢書》，校勘範曄《後漢書》後，又校《嵇康集》，陳居中《女史箴圖》畫冊30餘種，以及大量的漢魏六朝畫像石拓本，《晉唐楷帖四十種》、《明拓漢隸四種》等碑帖數十種，損資刻印印度僧人伽斯那撰、印度留華僧人求那毗地漢譯的《百喻經》100部，抄錄梁朝釋僧佑撰《出三藏記集》，整理《寰宇貞石圖》，校錄《法玄傳》等。此外還搜集《射陽門畫像拓本》、《棲岩寺舍利塔碑》等畫像石拓本和碑帖等近300種。
據許壽裳回憶，1914年以後，魯迅開始研究佛經。魯迅說過，“釋迦牟尼真是大哲，我平常對人生有許多難以解決的問題，他居然大部分早已明白啟示了，真是大哲！”
魯迅整理古籍與古碑，研究佛經，既是汲取了中國傳統文化之精華，也有助於他深化對封建社會本質的認識，使他後來有可能加入到掃蕩食人者的反封建的戰鬥行列中去。
這幾年間，魯迅在紹興會館內抄古碑，自認為生命在“暗暗地消去了”，但在沉默中卻使他的思想更趨清醒而深刻，性格也更趨堅韌而沉穩。他自認已不是辛亥年間那種“振臂一呼，應者雲集”的英雄了。
1917年8月9日，正是酷暑天氣，夜晚，老朋友錢玄同來到紹興會館，走進補樹書屋，脫下長衫，對麵坐下。
“你抄這些有什麼用？”在燈下，錢玄同一邊翻看魯迅那古碑的鈔本，一邊表示不理解，提出了疑問。
“沒有什麼用。”魯迅抽著煙回答。
“那麼，你抄它是什麼意思呢？”
“沒有什麼意思。”
“我想，你可以做點文章……”
魯迅立即懂得了錢玄同的來意。此時他正在《新青年》雜誌社工作。對於這雜誌，既沒有人來表示讚成，也沒有人來表示反對。魯迅想：這些編委們大概感到寂寞了罷！
提起寫文章，魯迅顧慮很多。他說：
假如一間鐵屋子，是絕無窗戶而萬難破毀的，裏麵有許多熟睡的人們，不久都要悶死了，然而是從昏睡入死滅，並不感到就死的悲哀。現在你大嚷起來，驚起了較為清醒的幾個人，使這不幸的少數者來受無可挽救的臨終的苦楚，你倒以為對得起他們麼？
對於這一番議論，錢玄同卻有著不同的看法：“然而幾個人既然起來，你不能說決沒有毀壞這鐵屋的希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