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惜的是，這種關於心理情緒的學習並沒有構成年輕人學習的一部分，我認為我們應該嚐試把此內容的學習歸入必學課程中，促使年輕人更好地掌控自己的情感生活，尤其是減輕15至18歲之間的青少年情緒上的壓力。概念性和合理性的問題，在人們心理和情感上，特別是功能性健康上有著舉足輕重的地位。我打算開一家自己的治療診所。
然而意想不到的是，我收到了來自母校墨西哥國立理工學院的邀請信，聘請我為學校技術聯絡協調人員。就這樣，我成為第一位獲得該職位的女性，並在此崗位工作了三年。命運贈予我重回理工學院並報答母校教育之恩的機會。繁忙的學校工作，讓我不得不將理性情緒療法擱置一旁。
再後來，感謝時任校長的提拔，我開始擔任學校學術秘書一職，這意味著又獲得了一次個人成長與學習的寶貴機會。同時，我被邀請進入聯邦政府公共教育秘書處工作，出任中高級教育副秘書長，負責組織協調涉及300萬學生和15萬教職工的高級教育活動。卸任後，我重返墨西哥國立理工學院學術秘書處工作。
最後作為三位候選人中唯一的女性，我被墨西哥前總統費利佩·卡爾德龍選為墨西哥國立理工學院校長。卡爾德龍總統任期結束後，國家領導人的更替亟須重選國立理工學院的領導人，此時，我很榮幸地被現任國家總統恩裏克·佩尼亞·涅托再次任命。
在這一背景下，國立理工學院在我的帶領下一如既往地秉持一個明確的觀念：突出大學教育與所有社會成員的重要相關性，突出終身教育。也就是說，一方麵，學校招收年齡在15至30多歲之間涵蓋從高中教育到博士層次教育的學生；另一方麵，學校向年齡更大的群體提供教育和培訓。這一有關受教育者範圍的擴大決定了校內政策的實施方式以及相應的教學理念與辦學目標。
如果未對上述教學對象進行認真考慮，將會在實現目標的過程中遭遇風險。在實踐中，對於那些希望在教學活動中獲得更好條件的學生，或者希望接受免費教育而為學校貢獻才智的學生，我們都應該加以理解並與他們一同合作。另一方麵，有些老師極力爭取晉升的機會，除了依靠自己的實力之外，也會通過他們的組織來捍衛這些權利。同樣，我們不能忽略學校的行政人員，他們當中既有文化水平偏低的人，也有獲得博士學位的人。這支工作隊伍的巨大差異給內部協調工作帶來不少困難。但是，正是這一差異性的存在亟須給予這一重要團體以更多關注和周全考慮。
我想強調的是，我們共同構成學校的領導組織，組織中的每個人都在學校下屬部門中擔任領導職位，但是也有部分不具備應有素質的人謀求學校的重要職位，他們隻熱衷於掌握權力而忽視了自身承擔的責任和應盡的義務。這支隊伍由校內最高級別的領導組成，並直接與我一同工作，其中大部分人由我任命。我努力嚐試建立一支多方向延伸效能的工作隊伍，既突出學校最高領導層的重要性，同時保證每一個人發揮自己的能力和實現自身的目標。
大學組織的性質和特點，決定了各種可能的觀點、利益和方向的聚集，都要在人文色彩和人文關懷中予以關照，這樣才能確保教學活動和教育目的之間的連續性、一致性和穩定性。以這樣的方式組織大學，大學的各種活動才能健康開展，才能夠及時得到信息反饋，並朝著持續完善的方向發展，建立起具有可塑性的學習型社區。我確信學校的管理既要有統一而有效的領導，同時學校的領導工作應清晰地反映不同團隊的需求。
同時，分享教學信息、展示研究和學術成果，在合作中尋求多方意見的協調一致，給予學校所有成員更大的歸屬感，同時明確共同的責任感，要求每個人在其學習或工作領域發揮應有的作用。在一個縱向發展占主導地位的校園中，推動橫向工作的開展是一個巨大的挑戰。經過了三年的努力，我們開始收獲一定的成果，全體師生共同參與學校的重大決策，從整體的角度來麵對和解決學校的重大問題。
出任國立理工學院校長一職的機會同時伴隨著幾個重要的標誌。其一，我成為擁有75年曆史的大學的第一位女校長。也就是說，在我擔任校長一職之前，男性主導學校的一切規章製度，女性隻能在較為普通的基層工作。其二，與墨西哥其他公立的、並擁有與我校同等規模或更大規模的高等學府相比，我是唯一的也是第一位被推選為肩負如此重任的女性，為此我感到無比自豪。我的努力與工作成果在校內外都得到了充分的認可。值得關注的是，在男性占主導地位的組織中，我的當選和任職伴隨著一定程度的爭議和分歧，部分男性認為在一名女性領導下，他們已經失去了學校中的控製權和其他權力，同時我的能力也受到質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