錢先生所說“學者各榜門戶，自命傳統”，在國學界可以說相當地真。“學有師承”與“家學淵源”是在印板書流行之前，學者不容易看到典籍，誰家有書他們便負笈前去拜門。因為書的鈔本不同，解釋也隨著歧異，隨學的徒弟們從師傅所得的默記起來或加以疏說，由此互相傳授成為一家一派的學問，這就是“師承”所由來。書籍流行不廣的時代，家有藏書，自然容易傳授給自己的子孫，某家傳詩，某家傳禮，成為獨門學問，擁有的甚可引以為榮，因此為利，婚宦甚至可以占便宜，所以“家學淵源”的金字招牌，在當時是很可以掛得出來的。自印板書流行以後，典籍伸手可得，學問再不能由私家獨占，隻要有讀書的興趣，便可以多看比一家多至百倍千部的書，對於從前治一經隻憑數卷抄本甚至依於口授乃不能不有抱殘守闕的感想。現在的學問是講不清“師承”的，因為“師”太多了，承誰的為是呢？我在廣州曾於韶舞講習所從龍積之先生學，在隨宦學堂受過龍伯純先生的教，二位都是康有為先生的高足，但我不敢說我師承了康先生的學統。在大學裏的洋師博也有許多是直接或間接承傳著西洋大學者的學問的，但我也不敢自稱為哲姆斯，斯賓塞，柏格森，馬克思，幕樂諸位的學裔。在尊師重道的時代，出身要老師推薦，婚姻要問家學，所以為學貴有師承和有淵源，現在的學者是學無常師，他向古今中外乃至自然界求學問，師傅隻站在指導與介紹知識的地位，不能都像古時當做嚴君嚴父看。印板書籍流行以後，聚徒講學容易，在學問上所需指導的不如在人格上所需熏陶的多，所以自程朱以後，修身養性變為從師授徒的主要目標，格物致知退於次要地位。這一點，我覺得是很重要的。從師若不注意怎樣做人的問題，縱然學有師承，也隻能得到老師的死的知識，不能得到他的活的能力。我希望講師承的學者們注意到這一層。
至於學問為個人私利主義，競求溫飽的話，我以為現在還是說得太早。在中國，社交學問除外，以真學問得溫飽算起來還是極少數，而且這樣的學者多數還是與“洋機關”有關係的。我們看高深學術的書籍的稀罕，以及研究風氣的偏頗，便可理會競求溫飽的事實還有重新調查的餘地。到外國去出賣中國文化的學者，若非社交的學問家便是新聞事業家。他們當然是為溫飽而出賣關於中國的學問的。我們不要把外國人士對於中國文化的了解力估量得太高，他們所要的正是一般社交的學問家與新聞事業家所能供給的。一個多與歐美一般的人士接觸的人，每理會到他們所要知道的中國文化不過是像纏足的起源，龍到底是什麼動物，姨太太怎樣娶法，風水怎樣看法之類，隻要你有話對他們說，他們便信以為真，便以為你是中國學者。許多人到中國來訪這位，問那位，歸根隻是要買幾件骨董或幾幅舊畫。多數人的意向並不在研究中國文化，隻在帶些中國東西回去可以炫耀於人。在外國批發中國文化的學者，他們的地位是和賣山東藍綢或汕頭抽紗的商人差不多，不過斯文一點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