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歐美的學者可以收費講學，但在中國，不收費的講學會，來聽講還屬寥寥，以學問求溫飽簡直是不容易談。這樣為學隻求得過且過，隻要社會承認他是學者，他便拿著這個當敲門磚，管什麼人格的結晶與不結晶。這也許是中國學者在社會國家上多不能為國士國師而成為國賊國狗，在學問上多不能成為先覺先知而成為學棍學蠧的一個原因罷。我取的是“衣食足而後知禮義”的看法，所以要說：“得溫飽才能講人格。”中國學術界中許多人正在饑寒線底下掙紮著，要責備他們在人格上有什麼好榜樣，在學問上有什麼新貢獻，這要求未免太苛了。還有，得溫飽並不見得就是食前方丈，廣廈萬間，隻求學者在生活上有保障，研究材料的供給方便與充足就夠了。須知極度滿足的生活，也不是有識的學者所追求的。
學術除掉民族特有的經史之外是沒有國界的。民族文化與思想的淵源，固然要由本國的經史中尋覓，但我們不能保證新學術絕對可以從其中產生出來。新學術要依學術上的問題的有無，與人間的需要的緩急而產生，決不是無端從天外飛來的。一個民族的文化的高低是看那民族能產生多少有用的知識與人物，而不是曆史的久遠與經典的充斥。牛津大學每年間所收的新刊圖書可以排出幾十裏長，若說典籍的數量，我們現在更不如人家。錢先生假定自道鹹而下，向使中國學術思想乃至政治製度社會風俗在與西洋潮流相接觸之前先變成一個樣子，則中國人可以立定腳跟，而對此新潮，加以辨認與選擇，而分別迎拒與蓄泄。這話也有討論的必要。我上頭講過現代學問的精神是從治物之學出發的，治物之學也可以說是格物之學，而中國學術一向是被社交學問、社交文藝，最多也不過是做人之學所盤據，所謂“樸學”不過為少數人所攻治，且不能保證其必為進身之階。樸學家除掉典章製度的考據而外，還有多少人知道什麼格物之學呢？醫學是讀不成書的人們所入的行；老農老圃之業為孔門弟子所不屑談；建築是梓人匠人的事；兵器自來是各人找與自己合式的去用；蠶桑紡織是婦人的本務；這衣，食，住，行，衛五種民族必要的知識，中國學者一向就沒曾感覺到應當括入學術的範圍，操知識與智慧源泉的純粹科學更談不到了。治物之學導源於求生活上安適的享受的理想和試要探求宇宙根源的謎。學者在實驗室裏用心去想，用手去做，才能有所成就。中國學術豈但與人生分成兩橛，與時代失卻聯係，甚至心不應手，因此，多半是紙上談得好、場上栽筋鬥的把戲。不動手做，就不能有新發現，就不能有新學術。假如中國的學術思想乃至政治製度社會風俗會自己變更的話，乾嘉以前有千多年的機會，乾嘉以後也不見得就絕對沒有。
日本的維新怎麼就能成功，中國的改革怎麼就屢次失敗呢？化學是從中國道家的煉丹術發展的，怎麼在中國本土，會由外丹變成內丹了？對的思想落在不對的實驗上，結果是造成神秘的迷信，不能產出利用厚生的學問。醫學並不見得不行，可是所謂國醫，多半未嚐研究過本草裏所載的藥物，隻讀兩三本湯頭歌訣之類便掛起牌來。千年來，我們的醫學在生理，藥物，病理等學問上曾有什麼貢獻呢？近年來從事提煉中國藥物的也是具有科學知識的西醫的功勞。在學問的認識上，中國人還是傾向道家的。道家不重知與行，也不信進步，改革自然是談不到的。我想乾嘉以後，中國學術縱然會變，也不會變到自己能站得住而能分別迎拒與蓄泄西洋學潮的地步，縱然會，也許會把人家的好處扔掉，把人家的壞處留起來。像明末的西洋教士介紹了科學知識和他們宗教製度，試問我們迎的是什麼呢？中華文化，可憐得很，真是一泓死水呀！這話十年前我不這樣說，五年前我不忍這樣說，最近我真不能不這樣說了。不過死水還不是絕可悲的，隻要水不涸，還可以想方法增加水量，使之澄清，使之溢出。這工夫要靠學術界的治水者的努力才有希望。世間無不死之人，也無不變的文化，隻要做出來的事物合乎國民的需要，能解決民生日用的問題的就是那民族的文化了。
要知道中國現在的境遇的真相和尋求解決中國目前的種種問題，歸根還是要從中國曆史與其社會組織，經濟製度的研究入手。不過研究者必要有世界學術的常識，審慎擇別，不可抱著“花子吃死蟹，隻隻好”的態度。那麼，外國那幾套把戲自然也能夠辨認與選擇，不致於隨波逐流，終被狂濤怒浪所吞咽。中國學術不進步的原因，文字的障礙也是其中最大的一個。我提出這一點，許多國學大師必定要伸舌頭的。但真理自是真理，稍微用冷靜的頭腦去思維一下便可以看出中國文字問題的嚴重。我們到現在用的還不是拚音文字，難學難記難速寫，想用它來表達思想，非用上幾十年的工夫不可。讀三五年書，簡直等於沒讀過。許多大學畢業生自從出來做事之後便不去摩書本。他們尚且如此，程度低些的更可知。繁難的文字束縛了思想，限製了讀書人，所以中國文化最大的毒害便是自己的文字。一翻古籍便理會幾十萬言的書已很少見，百萬千萬言的書更屬稀罕了。到現在，不說入學之門的百科全書沒有，連一部比較完備的字典都沒有。國人不理會這是文化低落的病根，反而自詡為簡潔。不知道簡潔文字隻能表現簡單思想，像用來做詩詞，寫遊記是很夠的。從前學問的範圍有限，用簡潔的文體，把許多不應當省掉的字眼省略掉還不覺得意義很晦澀，讀者可用自己的理會力來補足文中的意思。現代的科學記載把一個字錯放了地位都不成，簡省更不用說了。我們的命不加長，而所要知要學的東西太多，如果寫作不從時間上節省是不成的。我們自己的文化擔負已是夠重的了，現在還要擔負上歐美的文化，這就是錢先生所謂“兩水鬥齧”的現象，其實是中國人掙紮於兩重文化的壓迫底下的現象。歐美的文化，我們不能不擔負，歐美人卻不必要擔負我們的文化，人家可以不學漢文而得所需的知識，我們不學外國文成麼？這顯然是我們的文化落後所給的刑罰，目前是沒法擺脫的。要文化的水平線提高，非得采用易於學習的拚音文字不可。千字課或基本漢字不能解決這個嚴重問題，因為在學術上與思想表現上是須要創造新字的，如果到了思想繁雜的階段，幾千字終會不夠用，結果還是要孳乳出很多很多的方塊字。現在有人用“圕”表示“圖書館”，用“簿”表示“博物院”，一個字讀成三個音，若是這類字多起來，中國六書的係統更要出亂子。拚音字的好處在以音達意，不是以形表意，有什麼話就寫出什麼話，直截了當，不用計較某字該省，某句應縮，意思明白，頭腦就可以訓練得更縝密。雖然拚音文字中如英文法文等還不能算是真正拚音的，但我們須以拚音法則為歸依，不是歐美文字為歸依。表達思想的工具不好，自然不能很快地使國民的知識提高。人家做十年，我們非得加上五六倍的時間不可。日本維新的成功，好在他們有“假名”，教育普及得快，使他們的文化能追蹤歐美。我們一向不理會這一點，因為我們對於漢字有很深切的敬愛，幾十年來的拚音字母運動每被學者們所藐視與反對。許多人隻看文字是用來做詩寫文的，能搖頭擺腳哼出百幾十字便自以為滿足了。改良文字對於這種人固然沒有多大的益處，但為學術的進步著想，我們不能那麼浪費時問來用難寫難記的文字。古人惜寸陰分陰，現代的中國人更應當愛惜絲毫光陰。因為用高速度來成就事物是現代民族生存的必要條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