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清除文化的渣滓不能以感情或意氣用事，須要用冷靜的頭腦去仔細評量我們民族的文化遺產。假如我們發現我們的文化是陳腐了，我們也不應當為它隱諱，愣說我們所有的一切都是優越的。好的固然要留，不好的就應當改進。翻造古人的遺物是極大的罪惡，如果我們認識這一點，才配談保存國粹。國粹在許多進步的國家中也是很講究的，不過他們不說是“粹”，隻說是“國家的承繼物”或“國家的遺產”而已（這兩個辭的英文是National inheritance，及Legacy of the Nation）。文化學家把一國優越的遺製與思想述說出來給後輩的國民知道，目的並不在“賽寶”或“獻寶”，像我們目前許多國粹保存家所做的，隻是要把祖先的好的故事與遺物說出來與拿出來，使他們知道民族過去的成就，刺激他們更加努力向更成功的途程上邁步。所以知識與辨別是很需要的。如果我們知道唐詩，做詩就十足地仿少陵，擬香山，了解宋畫，動筆就得意地摹北苑，法南宮，那有什麼用處？縱然所擬的足以亂真，也不如真的好。所以我看這全是渣，全是無生命的屍體，全是有臭味的幹屎橛。
我們認識古人的成就和遺留下來的優越事物，目的在溫故知新，絕不是要我們守殘複古。學術本無所謂新舊，隻問其能否適應時代的需要。談到這裏，我們就檢討一下國學的價值與路向了。
錢賓四先生指出現代中國學者“以亂世之人而慕治世之業”，所學的結果便致“內部未能激發個人之真血性，外部未能針對時代之真問題”。這話，在現象方麵是千真萬確，但在解釋方麵，我卻有些不同意見。我看中國“學術界無創辟新路之誌趣與勇氣”的原因，是自古以來我們就沒有真學術。退一步講，隻有真學術的起頭，而無真學術的成就。所謂“通經致用”隻是“做官技術”的另一個說法，除了學做官以外，沒有學問。做事人才與為學人才未嚐被分別出來。“學而優則仕”，顯然是鼓勵為仕大夫之學。這隻是治人之學，談不到是治事之學，更談不到是治物之學。現代學問的精神是從治物之學出發的。從自然界各種現象的研究，把一切分出條理而成為各種科學，再用所謂科學方法去治事而成為嚴密的機構。知識基礎既經穩固，社會機構日趨完密，用來對付人，沒有不就範的。治人是很難的，人在知識理性之外還有自己的意誌，與自己的感情意氣，不像實驗室裏的研究者對付他的研究對象，可以隨意處置的。所以如不從治物與治事之學做起，則治人之學必貴因循，仍舊貫，法先王。因循比變法維新來得更有把握，代表高度發展的祖先崇拜的儒家思想，尤其要鼓勵這一層。所謂學問，每每是因襲前人而不敢另辟新途。因為新途徑的走得通與否，學者本身沒有絕對的把握，縱然有，一般人的智慧，知識，乃至感情意氣也未必能容忍，倒不如向著那已經有了權證而被承認的康莊大道走去，既不會碰釘，又可以生活得順利些。這樣一來，學問當然看不出是人格的結晶，而隻為私人在社會上博名譽，占地位的憑借。被認為有學問的，不管他有的是否真學問或哪一門的知識，便有資格做官。許多為學者寫的傳記或墓誌，如果那文中的主人是未嚐出仕的，作者必會做“可惜他未做官，不然必定是個廊廟之器”的感歎，好像一個人生平若沒做過官就不算做過人似地。這是“學而優則仕”的理想的惡果。再看一般所謂文學家所做的詩文多是有形式無內容的“社交文藝”，和貴人的詩詞，撰死人的墓誌，題友朋或友朋所有的書畫的簽頭跋尾。這樣地做文辭才真是一種博名譽占地位的憑借。我們沒有偉大的文學家，因為好話都給前人說盡了，作者隻要寫些成語，用些典故，再也沒有可用的工夫了。這樣情形，不產生“文抄公”與“謄文公”，難道還會篤生天才的文豪，誕降天縱的詩聖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