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情人杜拉斯》；
第二天早上，他去殮房看她。她穿著一件墨綠色大衣，是《情人》的出版人送給她的。腳上穿的，是他們一起買的淺色皮鞋。她安靜地躺在那裏，臉上化了淡淡的妝，口紅上，凝結著15歲半的孤獨。
她就在他的麵前，但她再也不能說話了。不能喊他的名字，不能辱罵他、驅趕他、愛他。他看著她，最後一次看著她，冰冷的皮膚、閉合的雙眼、凝固的血液、死亡的溫度……他已經不能擁抱她。
葬禮在星期四上午舉行，即3月7日，在聖日耳曼教堂，她躺在一具淺色的木棺中，與人世做最後的告別。儀式開始了，一塊白巾蓋住了她的臉。從頭到腳，隻剩下一片白。
“有一天我們會死的。”
“是的，愛情將與屍體一起進棺材。”
“是的，棺材外麵會有書。”
他的口袋裏，放著一本袖珍版的《情人》，那是他最喜愛的禮物。
他曾想讓那本書代替他陪她長眠地下，而在最後一刻，他沒有掏出來。
或許，他隻是想在世間，為自己的愛情，留下一個卑微的隱喻——活著的人，比死去的人更脆弱，更需要陪伴，需要物件的安慰。
春陽普照，在人群的簇擁中，木棺被抬至蒙帕納斯公墓，放在一個很深的洞穴中——她終於回到了文本中出現過千百次的洞穴，被孤獨與大地一起封存。
後來，人們用水泥把蓋封好，把洞穴填平，立上墓碑，上麵刻著“瑪格麗特·杜拉斯”，“1914-1996”，前麵有兩個字母“M·D”。
M·D，概括了她的一生。
她死前曾對他說的：“對我來說，死，沒什麼，但對你來說就很嚴重了。你會發現，沒有我，沒有我的日子將很艱難。幾乎難以忍受。”
是的，他難以忍受。首先，他忍受不了那個房間，那個沒有了她的房間。他搬了出去，沒有人知道他去了哪裏。
他也忍受不了自己，他自殺，自暴自棄，流浪，抽煙酗酒，足不出戶，不與任何人交往，他在腐臭的飯菜堆中與蒼蠅、蟲子一起生活。
直到他寫出了那本書。
他想起她的話：“揚，你隻有一件事可做：寫。”
“所以，我現在聽從您。再次聽從您。我寫您……我像個瘋子一樣，打一封長信。每天早上都給那個叫瑪格麗特·杜拉斯的女人寫一封信。我寫著，並不知道自己到底在寫什麼。”
於是，就有了《情人杜拉斯》。揚·安德烈亞·斯坦納著。那是一封寫給她的長信，關於他們的愛情，那些無法用唇舌道出的信仰與秘密。
彼時秋日，他帶著書本去她的墓地看她。白色的墓石舊了，顏色髒了，有人來獻過花，但已經枯萎了。
他拿掉了枯萎的花，換上三盆白色的雛菊。
白色雛菊，與她名字發音相同的小小花朵，她曾將自己比喻成它。
他將雛菊放在墓石上，簇擁著她的名字，那個永不腐爛的名字，“既有名字，又有鮮花”。
“什麼叫想念？世上的一切都不存在了，沒有回憶，沒有任何痕跡，沒有時間，隻剩下愛情，也許這就叫想念。”
澄澈的秋日清風搖晃著潔白的花枝，他站在愛人的墓碑前，終於被內心的想念喚醒。他終於可以重新讀出墓碑上的名字，墓碑上的姓氏，墓碑上的日期了。
“瑪格麗特·杜拉斯，1914-1996。”
1914年，她出生於越南的湄公河畔，春夜暴烈的雨水，幾乎淹沒了清亮的嬰啼。1996年，她長眠在巴黎的蒙帕納斯公墓中，塞納河在不遠處靜靜流淌著，靜得仿佛失去了聲音——她曾帶著揚走在郊外的河岸上，望著樹葉堆積的河水，滿眼鄉愁地告訴他：“這，就是我的湄公河。”
“在墳墓裏，我永遠15歲。”
不曾死亡，何以重生。
生命是輪回，死亡亦為歸途。
“我是一朵花。我身體的各個部分都在陽光下爆裂，我的手指脫離了我的手掌，我的雙腿脫離了我的肚子，直至我的發根，我的頭顱。我感覺初生時的疲憊，終於降臨於世的驕傲的疲憊。在我之前，沒有任何東西占據著我的位置。現在，我占據了這種虛無。”
美麗的白色雛菊。
永遠的瑪格麗特·杜拉斯。
在墳墓裏，她終於回到了自己的出生地——潮濕的越南，那片疲憊的澤國。
她在那裏出生，目睹創世之初的渾濁。
也是在那裏，她成長為15歲半的少女，站在湄公河的輪渡上，塗著口紅，等待著情人，河水在陽光下閃著微光，人世虛無……而她一生可預知的孤獨，正在風中流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