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他依然沒有回信給她，因為他要親自去見她。
他去巴黎看她新上映的影片，去聖伯努瓦大街尋她。祈望著她那蒼老的微笑在他麵前降臨。他是惶惑的，也是篤定的，在那個投遞了5年的信址前，久久地徘徊著，迫不及待地想遇見，又害怕遇見……後來，他終是沒有見著她。她又換了地址。於是，他乘坐火車返回了康城。
他再次拿起筆給她寫信。每天好幾封。有時候，一封也僅是簡單的幾個字。地點、時間或天氣：晴或者雨。或者天冷。或者孤單。
那樣的信，如她所說，“就像是從一個無法生存的、致命的、荒漠似的地方發出的呐喊”，帶著瘋狂的破碎之美。
喝酒、讀書、寫信，偶爾在一台灰色的打字機上寫文章、寫詩。他忘不了她的話，她說她喜歡他的詩，喜歡他的信，它很憂傷。
“那是一種美麗的痛苦和瘋狂”，他虔誠地說。
1980年7月的一天，我打電話到特魯維爾。我知道她在那兒。我每周都讀她在《解放報》發表的專欄文章，她談論波蘭、格但斯克，談論灰眼睛的孩子、孩子突兀的腦袋和年輕的夏令營輔導員。我敢肯定她在寫我。這個故事是為我而寫的。我打電話給她。我說：“我是揚。”她開口了，說了很長時間。我擔心沒有足夠的錢付電話費，我在康城的大郵局裏打電話。我不能對她說別講了。她忘了時間，說：“來特魯維爾吧。這裏離康城不遠。我們一起喝一杯。”
——《情人杜拉斯》；
1980年夏，具體日期應是7月29日，揚坐著公共汽車去了特魯維爾。他經過石板路，找到了黑岩公寓。可是他不知道她的套間在哪裏。
沒有下雨，他的腋下卻夾著一把雨傘。到了公寓，可他不敢看，也不敢抬頭。
他忐忑地走進電話亭，給她打電話。她讓他等兩個小時。兩個小時後，他再次打電話給她。天色暗下來了，海平麵起了風，
她的聲音從話筒裏傳過來，顯得有些疲憊：“還沒完，七點鍾左右再打電話給我。到浴場路去買一瓶紅酒。我住在二樓。您在走廊裏不會迷路的，走到頭。在大鏡子的右邊。”
他買了一瓶波爾多紅酒，夾著雨傘，開始敲她的門：“是我，揚。”
她沒有立即開門。她在等待。她在享受他敲門的聲音，他說話的聲音。一種微弱的、冷淡的、莊嚴的、柔和得令人難以置信的聲音。她等待了多少年的聲音，信中模仿無數次的聲音，她生命中的聲音。可以與話語分開的聲音，流入她身體的聲音。
幾分鍾後，他又敲了門：“是我，揚。”
她聽著，眼睛裏起了笑意。她慢悠悠地打開門，看到他。
27歲的揚，金色頭發，高瘦，蒼白，戴著細框眼鏡，留著兩撇英俊的小胡子，像個布列塔尼人，有著含蓄的優雅和羞澀。他提著一個黑色的小布包，裝著簡單的行李。她看到了他腋下的雨傘，木柄的，好似中國的油布遮陽傘。他的雨傘讓她想到遙遠的中國，難言的親切。她對他微笑，然後擁抱，像故友重逢一樣，真誠而自然。
在房間裏，他們坐下來喝酒，他沉默不言，隻聽她一搭一搭地說著話。天氣、寫作、心情、家常，特魯維爾的一切——那樣的談話模式後來延續了十幾年，他聽，她說，彼此都很滿足。
在黑岩公寓的陽台上，他見到了油港勒阿弗爾。水天通明的海麵，生了徐徐的風，美而憂愁。大型客輪仿佛就要向他們駛來，帶著遠處古遠的夜空，帶著水晶般透明而迷離的燈光。
她知曉他的心意，便開車帶他去勒阿弗爾觀賞夜景。在大海邊，他們一起唱歌、大笑，享受久違的快樂。
她告訴他，燈光，是世界上最漂亮的東西，讓她百看不厭。
他笑起來，看著夢幻的燈光照在她蒼老的臉上，漸漸顯露出神諭的色澤……
那種色澤，讓他迷戀了一生。
是的，或許他尚不懂得人生中究竟存有多少璀璨與繽紛，但彼時彼刻，他勢必已經知曉，自己的生命走過的27年，原來，都是為了奔赴那色澤而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