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家的身體也參與他們的寫作。作家在他們的所在之地，也會激發性欲。”
一根青翠的藤蘿，沿著木門和牆身，緩慢地爬上了屋頂。窗邊的天竺葵正在怒放。窗下是一張長方形的桌子，桌子透過玻璃，接受了泛著綠意的日光。桌子上堆放著稿紙、書籍、墨水、電話機、照片、吃剩下的半塊羊角麵包，以及一個插著枯花的陶罐。窗外是一個小花園。花園裏有水塘，波光裏折射出落葉鬆、蘋果樹、胡桃樹、李子樹、櫻桃樹、玫瑰和鳶尾的影子。對了，音樂室的窗下，還有老情人種下的一株茶花。站在花園的池塘邊極目遠眺，可以看見一片靜謐無聲的森林。森林之外，散布著星星點點的低矮民居。還有磨坊的大風車，轉起來的時候，可以將遠處的山脈輪廓幽幽地蕩漾開來。
——這是諾弗勒城堡。是瑪格麗特·杜拉斯的寫作之所。也是屬於她孤獨光影中的隨意一幀。
1958年，瑪格麗特的《抵擋太平洋的堤壩》被拍成了電影，她由此獲得一筆巨額的版稅。她就是用那些錢，買下的諾弗勒，同時向外界完成了一次壯美的宣告——她的經濟，與感情一起，都可以完全獨立了。
她很快就喜歡上了自己的新住所。相對於巴黎第六區的繁華，諾弗勒城堡儼然有著與她的氣息契合的野性與孤寂，讓她可以完整地釋放占有欲——性格裏的對某種空間的占有欲。
“它撫慰我童年的一切痛苦”。童年時期，母親購買土地，被地籍管理員欺騙，那種帶給整個家庭的毀滅性的痛苦；她被當作末等公民，禁止進入胡誌明市有錢人的網球場，那種帶給成長的恥辱性的痛苦……而如今，皆被撫慰。她終於有一個完全屬於自己的地方用來寫作了。她擁有購買一座城堡的能力了。
“我可以躲起來寫書了”，在城堡裏，她是完整的個體，沒有依附，沒有標簽，她可以自由地寫作，叛逆地，高貴地，寫一切想寫的事物情感，用身體參與。
作家的身體也參與他們的寫作。作家在他們的所在之地，也會激發性欲。就像國王和有權勢的人那樣。男人，那就好比他們在和我們的頭腦一起睡覺，進入我們的頭腦，同時又進入我們的身體。對我來說，也不例外。在非知識分子的情人那裏，這一類迷狂也起作用。對一個工人來說，女人寫書，正是他們之所無。所有男作家女作家加在一起，在世界各地，都是這樣。都是最好的性對象。
——《物質生活》；
那一段時間，瑪格麗特在聖伯努瓦寓所與諾弗勒城堡之間交替居住，過著一種“非常非常非常情色的……致命的生活”，人們稱她為“梅薩利納”，一個以放蕩聞名的女人。“假如人未曾被迫絕對服從肉體的欲望，也就是說假如人沒有經曆過激情，他在生活中將一事無成。”“假如你隻願意同一個男人做愛，那是因為你不喜歡做愛。”……是時，她與迪奧尼斯之間的激情已經褪去，她必須不斷尋找新的情人，以獲得新的感情世界，新的痛苦與狂熱。
以身體參與寫作，欲望若是最真實的文本，感情便是永遠敞開著的傷口。文字的靈感在情欲的溫床中不斷滋生、茂盛、萎謝、寂滅，如此周而複始，昭示寫作的真相。
1955年到1956年之間，她曾有過非常多的情人，多得讓她忘記了他們的名字。“我曾經有過許多情人”，她晚年回憶的時候，就那樣隨意地給了他們一個整體的歸納。而那些情人，有著各自的麵孔，各自的頭腦，各自的身體，各自的職業……情事紛紜，年歲逝去，輾轉幾十年後，真正能夠留在她的文字裏的，能夠值得她用文字紀念或鄙夷的，也終是寥落無幾。
我們是在一次聖誕節慶會中認識的，那天夜裏，我原本是到那裏去看一個情人。他把我從會上帶出來，可是我後退了，我想回去。他是我們共同的朋友，在巴黎，就像現在一樣，彼此原本是認識的，他總是打電話給我的那個朋友，要他告訴我他在一家指定的咖啡館裏等我。他每天都在這家咖啡館等我五六個小時，麵對著大街，坐在那裏，一直等了八天。我抵製沒有去。我每天都要上街，可是巴黎這個地區我避開不去。當時我正在一次新的愛情中活得快要死掉。第八天，我再走進那家咖啡館，無異於是走向斷頭台。
——《物質生活》；
熱拉爾·雅爾洛，那個讓瑪格麗特“走向斷頭台”的男人，也是一個作家。在瑪格麗特心裏，雅爾洛在寫作上有著不可多得的資質，為人也非常有魅力。他風趣細膩，謙和可愛，與瑪格麗特一樣，有過形形色色的情人。他們在一起，度過了幾年的迷狂時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