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以產權為基礎
首先，明晰產權可以形成誠實守信的動力。企業資產真正的剩餘索取權是企業的聲譽。如果產權不清，企業的經理人員就會講求短期利益，不會注重企業的聲譽。隻有通過產權的激勵，企業才可以建立起以長期利益為基礎的聲譽機製。明晰產權以後，企業主體出於對財產收益的關心會誠實守信，也會激勵銀行增強風險防範意識，建立嚴格的信用管理製度。其次，明晰產權可以明確責任主體，使決策者對自己的決策後果承擔民事責任，如果企業在經營活動中出現失信行為，必然受到法律的懲罰，經濟利益受到損失；失信之後必然會失去客戶，影響到與供應商的合作，影響到債權人和投資者的投資，不利於企業的融資，必將對生產經營活動造成不利影響。高昂的失信成本會形成強有力的約束，使產權主體不敢輕易失信。最後，建立社會信用製度，必須建立現代產權製度。建立健全現代產權製度，一是要明晰產權，二是要嚴格保護產權，三是要使產權自由流動。如果不能有效地保護產權，產權所有者的利益容易受到侵害，那麼產權所有者因為缺乏維護其長期利益的安全感，會追求短期利益，破壞誠信原則。同時，產權的自由流動是聲譽的市場定價的基礎，產權所有者可以從產權的轉讓中獲取聲譽價值的收益，所以會更加注重聲譽建立和培育。
（三）以道德為支撐
從曆史來看，我國並不是一個缺乏“誠信”傳統的國家。我國古代對“誠信”的論述可以說是不絕於書，“誠信”的倫理規範無論是在人的立身處世、經商致富還是在治理國家方麵都起到了很大的規範作用。在中國傳統倫理中，“誠”與“信”最初是兩個分立的德目。“誠”首先是一種個人美德。《周易·乾》雲：“修辭立其誠，所以居業也。”講的是君子要以誠立業。後來孟子進一步把“誠”擢升為“天道”，將“誠”之意識擢升為“人道”，曰：“誠者，天之道也；思誠者，人之道也。至誠而不動者，未之有也；不誠，未有能動者也。”（《孟子·離婁上》）。在《禮記·大學》中，“正心、誠意”被視為儒家倫理核心理念係統“八條目”中的兩個關節和德目，其重要性不言而喻。與之相聯，“信”同樣為儒家倫理所看重。孔子講“民無信不立”（《論語·顏淵》），從社會政治倫理的層麵強調民信之於社會國家秩序的重要作用。孟子講“朋友有信”（《孟子·滕文公上》），將“信”作為“五倫”之一，其倫理地位已經非常顯要。在《荀子》及稍後的《管子》中，“誠”與“信”被當作一個社會倫理美德的整體，荀子相信“誠信生神，誇誕生惑”（《荀子·不苟》），誠實守信才有力量，而虛假浮誇則導致人心不定，社會混亂。《管子》更明確地把誠信的美德看作是天下倫理秩序的基礎，曰：“先王貴誠信。誠信者，天下之結也。”（《管子·樞言》）在中國傳統倫理看來，作為“天下之結”的誠信美德，根源於人心，心正則誠，且隻有內誠於心，方能外信於人。政治家以誠取信於民，作為道德典範的君子則以誠取信於人。
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諾斯說過：“自由市場經濟製度本身並不能保證效率，一個有效率的自由市場製度，除了需要有效的產權和法律製度相配合之外，還需誠實、公正、正義等方麵有良好道德的人去操作這個市場。”誠信是我們這種由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轉型的國家所缺乏的，也是發展市場經濟所必需的一種文化或道德。但是，信用道德或信用文化不是與生俱來的，就像其他一切文化和規範必須通過後天學習得到一樣，它同樣需要一個長期的社會教化和自身修養的過程。從倫理學角度講，誠信是一種道德資源，它可以引發商家對誠信的競爭；從經濟學角度講，誠信是一種無形資產，是“資本價值中的核心成本”。所以，在建設我國市場經濟的過程中，要大力宣傳與確立誠信原則，並且以誠信原則為本，建立市場經濟下的各種交易規則，以誠信為本，進行各種交易活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