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許腦子裏的算式是這樣開列的：首次高招人數不會太多，但按全國招收40萬學生計算，就是一項大生意，大得足以辦起一個廠。一人一枚校徽，全國就要40萬個，在校的教職工也有十多萬。白校徽、紅校徽加起來就是50萬個，一個賣上兩毛五，就有12.5萬元的進項。12萬元，在那個年頭，對於一個家庭，可以說是一個令人暈眩的數字。藍圖雖大，還要靠一步步落實，靠吃苦，但溫商從來都是想得到做得到的，老許也是說幹就幹。於是他揣了點盤纏就出了門，到全國各地高校招生辦公室索要簡章，還用照相機拍了各校的校牌。
不久，兒子也設計出了校徽圖案，剩下的事便是向全國各大高校發出合作函。
雖然事情並不像老許想的那樣簡單，但他的收獲也不少。據說當時杭州一所名牌高校的辦公室主任正為幾千枚新生的校徽發愁，恰巧就看到了來自溫州金鄉的信函，打開時看到的正是他求之不得的校徽設計圖。設計美觀，設計稿上的校牌字體也無誤，價格更是便宜，他沒有理由拒絕，於是欣然回函，確定了此事。
老許從新聞報紙中“嗅”出生意，這一招教會了蒼南金鄉不少的父老鄉親。成功的嚐試極大地鼓舞了金鄉後生們走出家門，開始了走南闖北的推銷生涯。而今金鄉的徽章業務開展到了美國陸海空三軍，開展到了聯合國。
時刻關注政治形勢，這不僅是溫州商人經商的一大特點，也是在中國從事商業的人必備的基本素質。缺乏這一素質，遲早會跌跤。關注政治形勢的變化，學會察言觀色，才能在中國商界立於不敗之地。
羅忠福能敏銳地發現商業機會，在於他時刻關注大事，也留心小事。對於商業高手來說，生活中無所謂大事小事，關鍵在於找出每件事中所蘊含的商機的大小罷了。
發現機遇還必須有行動的勇氣。這一點在特定的曆史時期尤其重要。勇氣的產生來源於信心，而信心則是在大量了解時事政治、熟悉中國政治形勢的過程中產生的。有了這兩點素質，羅忠福的第一個10萬元就必然會到手，隻是時間早晚而已。羅忠福走在了時間前麵——那時候的10萬元相當於今天多少呢？
中國第一代億萬富豪的出現，與其說是一個經濟奇跡，倒不如說是一個政策奇跡。自從國家確立改革開放的方針政策以來，逐步放開了對社會經濟生活的控製，從而出現了許多的自由空間。這就為具備良好的政策頭腦的人提供了一個機會，使他們能夠迅速地崛起。
羅忠福曾坦言：“在中國以外的任何一個地方，我都不可能有今天這樣短短幾年增值千倍的奇跡，我的公司是在一個特定的地方，特定的曆史環境裏成長的。要說我有過人之處，那就是我比別人更會利用政策。”
在羅忠福整個事業的發展過程中，在他一次又一次至關重要的人生選擇的背後，無不顯示出他對政治的敏銳認識，無不是他對國家政策的深刻參悟和充分利用的結果。他不僅關心政治形勢，善於利用政策信息，而且還主動去尋求政策的支持，主動參與各種政治和社會活動，這些都為他的事業帶來了巨大的、有時甚至是轉折性的幫助。
成功的企業家都善於借他人之財以生財。羅忠福也不例外。他提出開辦典當商行，可以說是一件非常艱難的事。為了說服主管部門的官員，羅忠福跑遍了珠海的圖書館，搜集了全世界關於當鋪的資料，以無懈可擊的證據論證了在中國開設典當行的必要性和可行性。
政府官員被他的報告說服了，1988年，全國第一家私營當鋪“黔海典當商行”誕生了。就是這個當鋪幫助羅忠福度過了1989年資金極度困難時期。羅忠福的經濟基礎也從這裏開始形成。可以想象，沒有羅忠福積極的推動和遊說，政府不會自動製訂這樣一個政策，羅忠福也很難那麼快地實現資本的積累。
羅忠福以自己獨到的眼光、政治敏銳性和大膽的行動，在商業上創造了一個又一個奇跡。
曾幾何時，溫商被看成是在中國政治邊緣上走極端的人，現在卻成了迷戀政治的人。懂政治的人最會做生意，被人說成是“頭發絲都是空心的”，這幾點結合在一起，溫州商人就成為傳聞中精明得近乎可怕的人。
溫商知道，北京是黨中央、國務院、各部委的所在地，是全國政治、經濟、文化的中心，如潮湧般的各種各樣的信息在這裏源源不斷地產生，形成了四通八達、縱橫交錯的“強磁場”，向全國、全世界輻射。
溫商常說：“寧可三天不吃飯，不能沒有駐京辦！”
正因為如此，溫州的奧康集團、報喜鳥集團、紅蜻蜓集團、亞龍教學設備有限公司、永嘉科特裝飾材料廠……這些溫州企業的“大哥大”或潛力十足的“黑馬”，均在京城設立辦事處，或位於繁華地帶，或地處國家部委附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