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次是魏延遭受了小人的讒言。在諸葛亮已經對他有成見、不信任他的情況下，最容易被人讒毀。而讒毀他的人與他又有極大的矛盾，更為重要的是，這個人與諸葛亮關係密切，最後又手握大權。此人便是楊儀。《費諱傳》上稱魏延、楊儀二人“相憎惡，每至並坐爭論”，《魏延傳》上更形容二人“有如水火”。建興十二年（公元234年），諸葛亮在最後一次北伐中一病不起，自知命不長久，便背著魏延秘密地與長史楊儀、司馬費諱、護軍薑維等商量退軍節度問題，作出了“令魏延斷後，薑維次之，若魏延不從命，軍便自發”的決定。諸葛亮這樣安排退軍，魏延不明真相，不服楊儀，不接受其指揮是完全可以想象的。果然，諸葛亮死後，楊儀采取了“秘不發喪”的措施，當費諱去探聽魏延的意見時，魏延說：“丞相雖亡，吾自見在。親府官屬便可將喪還葬，吾自當率諸軍擊賊，雲何以一人死廢天下之事邪？且魏延何人，當為楊儀所部勒，作斷後將乎！”如果向魏延解釋諸葛亮的意思，魏延未必就不聽指揮。結果是魏延與楊儀開戰，使蜀軍亂作一團。
在戰略上誰是誰非另當別論，但由於楊儀護送著諸葛亮的遺體，又拿著尚方寶劍，自然成了“正義”的化身。於是魏延便成了反賊。如果看看楊儀對魏延的態度和日後的作為，也許就不難明白楊儀假公濟私、實現個人野心的企圖了。
當馬岱將魏延的人頭送給楊儀時，楊儀用腳踏著魏延的頭說：“庸奴，複能作惡不。”直到“夷延三族”，才解了個人心頭之恨。如果是“公仇”，何來這樣的意氣。楊儀殺了魏延之後，到了成都，“自以為功勳至大，宜當代亮秉政”，誰知隻得了一個“中軍師”的不大不小的官。於是怒於聲，竟然十分悔恨地說：“往者丞相亡沒之際，吾若舉軍以就魏氏，處世寧當落度如此邪！令人追悔不可複及。“（《三國誌·蜀書?楊儀傳》）這哪裏有一點忠於國家的影子！
魏延在諸葛亮死後，因一時衝動而忘了大局，是不應該的。但我們在這裏不是考慮論功行賞或是按律處罰的問題，而是說魏延完全可以不“反”，不聽楊儀的話是不是“反”，還是一個值得考慮的問題。如果魏延不是被殺，而是打了勝仗再回成都，向劉禪交差，情形會怎樣呢？問題在於諸葛亮沒有安排好。豈止是沒有安排好這一件事，整個魏延就沒有用好。魏延認為自己在諸葛亮的手下是“不能盡才”，可謂切中要害。如果和曹操的用人比較起來，諸葛亮差得何其遠也！
從馬謖的被斬更可以看出諸葛亮用人的問題。我們在看“諸葛亮揮淚斬馬謖”一節的時候，往往隻看到諸葛亮執法如山而又極重情義的一麵，更為他自貶三級的自責精神所感動，卻很少想到他是不是可以不殺馬謖？馬謖初犯是不是本來就不應該斬？是不是可以讓馬謖戴罪立功？是不是有可能將馬謖培養成具有實際戰鬥經驗的大將？
揚長避短是用人的要訣，從史書的記載來看，馬謖的長處在於參謀，而不是獨當一麵一麵地指揮實際作戰。對於馬謖的謀略，諸葛亮也十分欣賞，有時兩人一談就是一通宵。建興三年（公元225年），諸葛亮率大兵南征，就是因采用了馬謖的建議而七擒孟獲、安定西南的。對於馬謖的缺點，劉備看得最為清楚，劉備臨死時，就曾諄諄告誡諸葛亮：“馬謖言過其實，不可大用，君其察之。”劉備當時駐兵永安，他把諸葛亮召到身邊安排後事，並專門提出了馬謖的問題，可見劉備在用人上的眼光要比諸葛亮強得多。但諸葛亮偏偏忘記了這一點，專門用其所短。如果諸葛亮不忘劉備的囑咐，以馬謖為“參軍”，不把馬謖推到主將的位置上，馬謖的確可以才盡其長，發揮好自己的參謀作用。真是天才知道，諸葛亮第一次出祁山，放著魏延、吳懿等富有戰鬥經驗的老將不用，卻偏偏"違眾拔謖"，讓馬謖當了北伐的先鋒官。這真是棄馬謖之長而用其短，結果是“失街亭”。
仿佛諸葛亮是沒有錯的，三國時期隻有“空營計”而無“空城記”，後人為了替諸葛亮遮醜，生生編出一個“空城計”來，盛讚諸葛亮的智謀。其實，即使真的有“空城記”，那諸葛亮也是“事後諸葛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