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諸經莫不仿此例。如《尚書》，疏通字句者有《書經稗疏》，發揮義理者有《尚書引義》。《詩經》，疏通字句者有《詩經稗疏》、《詩經考異》，發揮義理者有《詩廣傳》。《四書》，疏通文字者有《四書稗疏》、《四書考異》，發揮義理者有《四書訓義》、《讀四書大全說》。這都清楚地說明，王夫之是把實證地研究和思辨地闡發結合起來的。他的“入其壘”不是淺嚐輒止，或據其一隅，而是登堂入室，全麵占有。他的“襲其輜”也不是簡單地拿來就用，而是經過咀嚼、研磨、消化，變為自己學養的有機組成部分。如後人評其《四書訓義》：“闡鄒魯之弘旨，暢濂洛之精義，明漢唐之故訓，掃末學之糠秕。……旁搜遠紹，浩瀚宏深，取精百家，折衷一是。”（《四書訓義》劉人熙序）旁搜遠紹，皆為我所用，取精百家，而折中在我。這都是對他的“襲其輜”的絕好說明。
“暴其恃，見其瑕，複其道”也貫徹在王夫之的全部學術活動中。“暴其恃”者，追尋其原因，展示其根據，在展示中其瑕瑜優劣盡現眼前。“見其瑕”而後道可複，因為道是全體，是價值理想，是至善至美的最高原理。“暴其恃”是極為重要的環節。粗心之將，入其壘，襲其輜，搴旗斬將掠地陷城而功畢。良將必討求敵何以失之我何以得之，作為後來戰勝攻取的資借。“暴其恃”是思想活動的重要環節。它對哲學活動尤其重要，或者說，它就是哲學所要做的全部工作。因為哲學有別於其他活動的一個本質特點，就是它嚴格說是一個由前提到結論的推導、論證過程，或由一個結果推導它的原因和根據的活動。當然哲學所由以出發的前提常常不是自明的公理，而是自己的設定。所以現代哲學家金嶽霖把哲學定義為“一個說得出道理的成見”（引自陳寅恪：《馮友蘭〈中國哲學史〉審查報告》）。哲學既可由一“成見”按邏輯規則說出它的道理，亦可由其說出的道理逆推其“成見”。王夫之的“暴其恃”，就是一個由結果追尋原因，或說由說出來的道理逆推其根據的活動。上述《四書訓義》序在談到《訓義》的特點時說：“船山《訓義》發紫陽之微言大義，並其所以至此者而亦傳之，學者得入其門焉。自有講義以來未之或能先也。”（《船山全書》第八冊，第976頁）
“其所以至此者”就是“恃”，就是一個結論、一個義理的原因和根據。朱熹的《四書章句集注》已經對得出這一結論的根據作了說明，而王夫之在朱熹說明的地方，給了他為什麼作出這樣的說明的解釋。“並其所以至此者而亦傳之”，就是“暴其恃”。不止四書，王夫之的所有著作都是“暴其恃”的工作。王夫之不同於他人的是，他把這個方麵自覺地作為他的哲學活動的主要功能來運用，並且他運用這個方法得出了迥出常人的收獲。如《尚書》注疏，古往今來多矣。而王夫之《書經稗疏》能自出手眼，自標新義。《四庫全書總目提要》對此評論說：“其詮釋名物，多出新意，雖醇駁相半，而紕繆者極繆紕，精核者亦極精核，不以瑕掩瑜也。”
（《船山全書》第二冊，第227頁）
王夫之的史論著作尤其自覺運用這種方法，他論治亂興亡，不在跡上，多原其治亂之由而立論，故能發前人所未發。
“暴其恃”即展示其所以成立的根據，“見其瑕”即顯示其弱點。“暴其恃”多自正麵立論，“見其瑕”與之相反，多自反麵立論。“暴其恃”與“見其瑕”實際是一個活動的兩個方麵，“暴其恃”即所以“見其瑕”，而其瑕既顯，其恃不言自明。王夫之之見其瑕，有幾個特點，其一是瑕瑜共存基礎上的見其瑕。與兩一統一的思維相關，王夫之在對中國哲學史上有影響的學派或人物進行批評，指摘他們的缺點時，總是與讚揚他們的優點連在一起，比如他對《老子》的評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