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生生當鼎革，自以先世為明世臣，存亡與共。甲申後崎嶇嶺表，備嚐險阻，既知事之不可為，乃退而著書。竄伏祁永漣邵山中，流離困若。……當是時，海內碩儒，北有容城（孫奇逢），西有盩厔（李二曲），東南則崑山、餘姚（顧炎武、黃宗羲）。先生刻苦似二曲，貞晦過夏峰，多聞博學、誌節皎然，不愧顧黃兩先生。顧諸君子肥遁自甘，聲名益炳。雖隱逸之薦，鴻博之征，皆以死拒。而公卿交口，天子動容，其誌易白，其書易行。先生竄身猺峒，絕跡人間，席棘飴荼，聲影不出林莽，門人故舊又無一有氣力者為之推挽。歿後四十年遺書散佚，後生小子至不能舉其名姓，可哀也。（《船山全書》第十六冊，第411頁）
這段極為沉痛的話，可以說是王夫之晚年生活的實錄，也是對他和他的著作之所以湮沒無聞的真實說明。王夫之的學術有一個根本特點，這就是“致廣大而盡精微”。貫徹於他的全部著述活動中的一個基本方法就是哲學思辨和實證考察的結合。這一方法是由他作為偉大哲學家的高度思辨能力和作為傑出學者的精嚴的科學精神相結合而得到的。王夫之的治學方法可用他在《老子衍》自序中的一句話來概括，這就是“入其壘，襲其輜，暴其恃，而見其瑕矣。見其瑕而後道可使複也”。
入其壘就是深入堂奧，對有代表性的中國古代典籍進行深入的細致的研究。襲其輜側重於哲學思辨。因為實證考察是把研究對象確定在具體事物上，對具體事物的研究側重於其性質、數量、空間上的廣延和時間上的綿延等可用感官把握，可以相對精確地刻畫其性質和規律的那些方麵。哲學思辨則離開對具體事物的外在形態的考察而深入到它之所以如此的原因、它從邏輯上說應該具有的性質、它和其他事物的關係以及它的價值和意義這些方麵。對事物的這些方麵的思辨考察要靠思考者的哲學素養，思考者對見聞之外的那些東西的把握能力，思考者對事物的價值和意義的覺解。這都是把外在之物變為為我之物，把被我認識變為被我闡釋。所以哲學思辨主要側重於“襲其輜”。
王夫之的實證考察和哲學思辨相結合的方法在他對經學的處理上最鮮明地表現出來。王夫之的著作，劃在經部的共有22種155卷。涉及《周易》、《詩經》、《尚書》、《禮記》、《春秋》、《四書》等。如關於《周易》有《周易內傳》、《周易外傳》、《周易稗疏》、《周易考異》、《周易大象解》、《周易內傳發例》。其中《周易稗疏》解釋《周易》經傳字句的意思，《周易考異》辨正文字異同，屬於實證考察類。《四庫全書》提要對《周易稗疏》的評論頗能道出它的實證特點：“大旨不信京房之術，於先天諸圖、緯書雜說皆排之甚力，而亦不空談玄妙，附會老莊之旨，故言必征實，義必切理。”《周易內傳》、《周易外傳》、《周易大象解》、《周易內傳發例》則屬哲學發揮。而發揮程度亦有深淺廣狹之別。如《周易內傳》主要就《周易》本身的義理進行發揮，而《周易外傳》則借易理發揮他關於宇宙人生等根本問題的見解。《周易內傳》強調發揮易理不能違背《周易》本來的意思，反對任意解釋《周易》。《周易內傳發例》曾說：“世之言易者曰：易者意也，惟人之意而易在。嗚呼！安得此大亂之言而稱之哉！”
（《船山全書》第一冊，第650頁）
認為對易的發揮應在易理之內，應有一定的規範。而《周易外傳》的發揮則要靈活得多，隨文生解，不為體例所限。言易理，亦言他物他理。對《周易》的闡發貫徹了實證研究與思辨發揮並舉的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