蒙古之不仁而毒天下之生靈，亦如紂而已耳。而揆諸天地之大義，率天下而禽之，則亙古所未有也。洪武之治，以實論之，非貞觀、建隆之不可企及者。所為卓絕古今，功軼於三王，道隆於百世者，拔人於禽而昭蘇之，名莫有尚焉。（《尚書引義》第84頁）
蒙古人建立之元朝，如商紂之無道，非以其治亂，以其為夷狄。夷狄而主中原，是率天下而為禽獸。朱元璋之治，就其治績，不能與貞觀、建隆比肩，而其功在驅逐夷狄，恢複中華。此為絕世之勳業。王夫之這裏夷夏之辨不可謂不嚴。而他對劉基、宋濂的鄙視，也因其為元朝修史且以遼金之史列於官修史書。
4.對曆史的解釋與論史的方法王夫之認為，史書有資治的作用，司馬光名其所寫之史書為《資治通鑒》，其用心甚深。但史書之資治作用，是通過讀史者之心發生的，王夫之說：
然則治之所資者，一心而已矣。以心馭政，則凡政皆可以宜民，莫非治之資；而善取資者，變通以成乎可久。設身於古之時勢，為己之所躬逢；研慮於古之謀為，為己之所身任。取古人宗社之安危，代為之憂患，而己之去危以即安者在矣；取古昔民情之利病，代為之斟酌，而今之興利以除害者在矣。得可資，失亦可資也；同可資，異亦可資也。故治之所資，惟在一心，而史特其鑒也。（《讀通鑒論》第956頁）
這裏，王夫之說出了他治史論史的方法：解釋方法。就是說，墨寫的曆史提供給人的，隻是曆史的陳跡，讀史的人應該用自己的理解，使這些陳跡活起來。這活起來的曆史對讀史者有兩個作用，一是覽曆代之興亡，一是思成敗之教訓。所覽者不同於所思者，所覽者是生動的畫麵，鮮活的人物：目可視矛戈之輝光，耳可聽戰馬之嘶鳴，廟算之士之運籌帷幄，慣戰之將之嗚咽叱吒，皆曆曆眼前。這些可視可聽的畫麵，如與可思可想的道理比較，它們屬於氣的範疇。這類可供思想者利用的畫麵越多，思想者可以思想的空間就越大；而思想者所利用的空間越大，則所思成敗之教訓就越精越廣。所以，墨寫的曆史對王夫之來說，是興發其感懷，刺激其思想，供給其史筆的媒介。而這些所以能成為讀史者的資養，全賴其能深入史中，設身處地，使曆史與自己的血肉融成一體。設身於古之時勢最難，因為古今異製，時異情遷。今人多以其對古史的理解料想古之時勢，所斷多不能中肯。況且遺留下來的史料是史官對當時情勢的敘寫，其中已為史家的意見所改鑄。在讀史者之學養與價值觀念的雙重作用下，史書所敘史實在讀史者的頭腦中重新呈現的畫麵與原史實實際展示的畫麵已有相當距離。所以全麵恢複史實是不可能的。現代史學家陳寅恪說：“欲借此殘餘斷片以窺測其全部結構，必須具備藝術家欣賞古代繪畫雕刻之眼光及精神，然後古之立說之用意與對象始可以真了解。”（陳寅恪：《馮友蘭〈中國哲學史〉審查報告》）可謂有得之言。王夫之要求讀史論史者對所論之史“為己之所躬逢”，即要求有此等藝術家之眼光與精神。“研慮於古之謀為，為己之所身任”，除對曆史有親切的體驗外，還要求讀史者鍛煉處理具體政事的能力。在王夫之看來，讀史不是如欣賞藝文一般隻為娛悅心誌。處於當時情勢下，身任其中，謀將安出？措置何為？讀劉項而為之設鴻門之宴，觀蜀吳而為之罷猇亭之役，或借王濬為晉主劃策，或代張巡為唐王守城。總之，設想自己是曆史人物，身任當時之事。這樣曆史人物就不是百代之過客，曆史事實就不是過眼之煙雲，它們都是我獲取營養的資糧。思古之安危而得處今之安危的經驗，取古之利害而得今之興利除害的借鑒，這是讀史最重要的作用。他說：
史之為書，見諸行事之征也。則必推之而可行，戰而克，守而固，行法而民以為便，進諫而君聽以從，無取於似仁似義之浮談，隻以致悔吝而無成者也。則智有所尚，謀有所詳，人情有所必近，時勢有所必因，以成與得為期，而敗與失為戒，所固然矣。（《讀通鑒論》第953頁）
要在每一件事上就價值意義和實際的致治措施二者皆有所取，隻有這樣的史事才值得傳寫。讀史論史者，隻有這樣的史實才值得評論。他反對不加著史者自己的評論的史著，也反對讀史者冷眼旁觀，超然史外：
覽往代之治而快然，覽往代之亂而愀然，知其有以致治而治，則稱說其美；知其有以召亂而亂，則詬厲其惡。言已終，卷已掩，好惡之情已竭，頹然若忘，臨事而仍用其故心，聞見雖多，辨證雖詳，亦程子所謂“玩物喪誌”也。（《讀通鑒論》第955頁）
史著不是著史者才情之賣弄，心誌之娛悅，史著須有資治之用，須有價值理想的標揭，治亂之由的昭示，否則不過玩物喪誌而已。
王夫之更進而說明了他論史的方法：“引而伸之，是以有論；浚而求之，是以有論；博而證之，是以有論；協而一之，是以有論；心得而可以資人之通，是以有論。”（《讀通鑒論》第956頁）
一曰引申。引申一是就原史著所論中未盡之意繼續論求，二是借題發揮。前者所論必據史書所提供的時地、人物、事件、形勢等加以評論。這類評論常就事論事，多為對曆史人物的褒貶，對當時形勢的分析，或對史筆優劣得失的評論。後者或借原書之事，原書之言，發揮評史者對於各類問題特別是現實問題的看法。如《尚書引義》劉毓崧跋文中所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