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書就《尚書》每篇之羲引而申之，其體裁近於《韓詩外傳》、《春秋繁露》，雖不盡與經義比附，而多與明事有關。……然則觀船山此書者，宜重其觸類旁通，可為陳善沃心之助。
（《船山全書》第二冊，第439頁）
《四庫全書總目存目》也指出《尚書引義》引申的特點：
此複推闡其說，多取後世之事，糾以經義。如論《堯典》“欽明”，則以辟王氏“良知”；論《舜典》“玄德”，則以辟老氏“玄旨”；論“依永和聲”，斥宋濂、詹同等用九宮填郊廟樂章之陋。
（《船山全書》第二冊，第438頁）
這類評論多借古論今，常常離開原書所論，甚至反其意而用之。王夫之的史論著作，《讀通鑒論》、《宋論》主要用前者，《尚書引義》主要用後者。有時兩種方法並用。王夫之強調，引申必須有所見，否則所論隔靴搔癢。引申必寬闊，否則成偏迫局促之象。
二曰浚求，即推究史實得以形成的根據和緣由。浚求與引申相反，引申多論其果，浚求多究其因。在王夫之看來，曆史是一個無窮的因果的鏈條，截取其中一段，前必有因，後必有果。史評家應由果探因，以明得失治亂之由。他說：
故論鑒者，於其得也，而必推其所以得；於其失也，而必推其所以失。其得也，必思易其跡而何以亦得；其失也，必思就其偏而何以救失，乃可為治之資。（《讀通鑒論》第956頁）
這裏除由果而推究其因，還有由事而推究其理，由偏弊而推究其正本的意思。浚求要求深刻，有覷破現象見本質的能力。三曰證明，即廣引曆史事實以證明一個道理。這在王夫之是運用最多的方法。王夫之讀史之多、之細，在曆代思想家中並不多見，讀後加以深思，確信一個道理有其普遍性，然後廣征博引以證明。這種方法的運用，使他的史論眼光宏闊，不為常情所囿；論說有力，非偶然之興發感懷。他的證明常在人之所不及道處著眼，“推其所以然之由，辨其不盡然之實，均於善而醇疵分，均於惡而輕重別”（《讀通鑒論》第952頁）。已然者推其由，可見者辨其別，同中知其異，異中知其同。因其時，度其勢，察其心，窮其效。盡顯事物在性質上、表征上的豐富性。
四曰概括，概括是從多個曆史人物，曆史事實中總結出某種一般性結論。概括與證明相反。證明就個案著眼，以多證一，概括是就整體著眼，由偏到全。王夫之是具有通識的哲學家，在他看來，曆史不是一堆散亂事件的堆積，而是一個有機的發展係統，也不是一些偶然事件的突然發生，而是有其必然性。不是一些毫無意義的人和事在時間中的綿延，而是蘊藏著曆史睿智，體現了價值理想。所以，對曆史事件進行總結和概括，從中發現通識性結論，這對著史和讀史者都是一種有意義的工作。王夫之曾論《資治通鑒》之“通”說：
其曰“通”者，何也？君道在焉，國是在焉，民情在焉，邊防在焉，臣誼在焉，臣節在焉，士之行己以無辱者在焉，學之守正而不陂者在焉。雖扼窮獨處，而可以自淑，可以誨人，可以知道而樂，故曰“通”也。（《讀通鑒論》第956頁）
他認為《資治通鑒》所謂“通”有三義：一謂包羅廣，一編在手，治國安邦，經世濟民的各個方麵無不可覽而知。一謂有通識，可以由此及彼，由表及裏，由個別而知一般。王夫之的史論特別注意曆史經驗的總結，特別注意由論史而啟人之思，使人在縱覽曆代之史中得到智慧。這在《讀通鑒論》、《宋論》中處處可見。一謂由論史讀史可以通“道”。王夫之不僅認為曆史能提供治國經驗，而且認為曆史能提高人的精神境界，覽往史之興亡，知天道之所運。由曆史智慧得到對曆史、對宇宙、人生的根本覺解，由此樹立一種達觀和樂的人生態度，這就是王夫之所謂知道而樂。這是論史讀史的最高境界。如果套用前人史才史識之說，引申重在論曆史教訓，浚求重在論史實根據，證明重在結論的廣泛性和可靠性，這三者可謂史才。概括重在曆史經驗的總結，曆史通識的養成，可謂史家所謂史識。王夫之二美兼備。至於才氣縱橫，筆墨精妙，則餘事也。
六治學方法論
王夫之對中國古代文化的研究涉及經學、史學、哲學、文學及經濟、教育各個方麵，他的著作之多，包容門類之廣，近三百年間無人過之。但因遭逢亂世，隱伏著書，他的著作當時沒有發生影響。直到二百多年後曾國荃刻成《船山遺書》，才為人所知，對此後思想界發生了很大影響。鄧顯鶴在《船山著述目錄》敘論中曾說：
(本章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