柯之可辟在內地也。然因是而貴築、昆明垂及於今而為冠帶之國，此豈武帝、張騫之意計所及哉？故曰：天牖之也。（《讀通鑒論》第61頁）
漢武帝通西域的目的是求好馬，張騫的出使實際上是為了滿足漢武帝的這一欲望。未料想一些荒僻之地因之而開，連帶著使西南邊疆蠻貘之地得以開拓而成為文明之鄉。天借某些具體人物的欲望完成自己的理想。秦始皇之罷封建立郡縣也是如此：
秦以私天下之心而罷侯置守，而天假其私以行其大公，存乎神者之不測有如是夫！（《讀通鑒論》第2頁）
秦始皇改封建為郡縣，本為自己一姓之私利，但天借其私利使郡縣製這種適合當時形勢的行政管理方式鞏固下來，這些結果都出乎行為者的預想之外。王夫之的解釋是：“勢相激而理隨以易，意者其天乎！”（《讀通鑒論》第2頁）行為者的行為造成了某種勢用，這種勢用的逐漸擴大形成某種必然性，這種必然性的形成是對於前此已有的形勢的改變。天的作用是借人之勢用成就自己。
王夫之進而指出，天借某種人為的勢用而成就自己必因當時的形勢已經對此種勢用有了需求，這種勢用是擴大這種形勢而成為一種現實力量的酵母。王夫之以張騫通西域一事闡發他的這一思想：
君臣父子之倫，詩書禮樂之化，聖人豈不欲普天率土而沐浴之乎！時之未至，不能先焉；迨其氣之已動，則以不令之君臣，役難堪之百姓，而即其失也以為德，即其罪也以為功，誠有不可測者矣。天之所啟，人為效之，非人之能也。（《讀通鑒論》第61頁）
文明之被於荒遠，這是聖王的理想，但時勢未成熟，這個理想是無法實現的。到文明向四夷輸出的時機已經成熟，則需要一個事件作為實現它的先導。張騫通西域這一事件是西南邊疆成為冠帶之國的一粒種子。就通西域和開發西南邊疆這些事件本身說，“以不令之君臣，役難堪之百姓”是失、是罪，而其結果則是得、是功。西南之成為冠帶之國，必因它有文明的需求和成為文明之國的條件，這就是“天之所啟”。張騫通西域隻是適應了這一需要，這就是“人為效之”。具體的曆史事件隻是天實現其意的階梯。所以王夫之說：
天欲開之，聖人成之，聖人不作，則假手於時君及智力之士以啟其漸。以一時之利害言，則病天下；通古今而計之，則利大而聖道以弘。（《讀通鑒論》第60頁）
這是說，天的意誌、天的目的的實現，要靠時君及智力之士打開一個缺口，而由時勢所具有的合力共同完成。就這些行為當時的結果說，常常是時君智力之士殘民以滿足自己的私欲，是害天下的行為。而就曆史長過程看，這些行為的後果是利天下的，是天道的實現。這裏王夫之所謂天，是曆史過程中各種力量的總和，是曆史事件的總和中陶養出的曆史精神、曆史觀念。這個天，類似於黑格爾所謂絕對精神。王夫之的這一思想，與黑格爾“理性的機巧”的思想很相像。
“理性的機巧”是說，曆史上的著名人物，他們行為的結果，是實現了理性的目的，而他們本人，都成了世界精神的工具，理性借他們的活動得到表現。從曆史全體看，個別英雄人物的情欲的滿足，是世界精神實現的途徑，英雄人物的使命就是使世界精神實現出來，他們的情欲滿足了，他們也被曆史拋棄了，留下來的是普遍理性的實現。英雄是“理性的狡計”的受害者，是悲劇性人物。曆史的公道借英雄人物之間的鬥爭而實現。世界精神、曆史公道卻不參與其中。王夫之所論秦皇漢武等人就是這類曆史中的英雄，這些人的行為本為私，但卻因與天的意誌吻合，做了天道的代理人，天的目的假借這些時君智力之士以成。他們費盡心機，以償自己的大欲，但最終都被曆史拋棄，隻是天道實現自己的資借。這就是王夫之在《宋論》中所說“天因化推移，斟酌曲成以製命”的意思。
王夫之在天人關係上，特別重視天與人之間的互動關係，他對於“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的古訓做了新的闡釋，他說：
以民迓天，而以天鑒民。理之所審，情之所協，聰明以著，好惡以貞，德怨以定，賞罰以裁，民無不宜，天無不憲。則推之天下，推之萬世而無敝。（《尚書引義》第82頁）
王夫之認為，“天視聽自我民視聽”這句古訓，雖表現了重民心民意的精神，但還不全麵，應該和“民視聽自我天視聽”合起來。王夫之指出：天人是互動關係：“天顯於民，民必依天以立命，合天人於一理。”（《尚書引義》第79頁）天即理，天顯示於人的，是道德準則，人依此道德準則為自己安身立命的根據。視聽應據天理以視聽，好惡應據天理以好惡。如果離開了視聽的根據，舍天理而由民之視聽，則或陷入築室道謀，不知所從，或偏聽偏信，釀成大亂。甚至聽信矯情以邀譽者的虛言。王夫之提出：“民之視聽審，好惡貞，聰明著，德怨清，為奉天者所可循以無愆乎！”（《尚書引義》第80頁）意思是，天視聽自我民視聽，必須民之視聽是合乎道義的，其好惡德怨是以天理為準則的，這樣的視聽才可持循。“以民迓天”，是重視民心；“以天鑒民”是重視審察民風是否合理。既要符合民情，又要符合理，這樣，民之宜與天之則結合起來，才是推之萬世而無敝的至法。王夫之這裏強調的是，循天理在治理國家中的重要性，循天理與依民心二者比起來，王夫之其實更強調循天理。循天理是依民心的根據和前提，同時也說明，在王夫之心目中，以天理作為原則的貞士是民心民意的骨幹，一般民眾則其言不足為視聽的根據。王夫之描寫一般人之視聽：“一旦之向背，騖之如不及，已而釋然其鮮味矣。一方之風尚，趨之如恐後，徙其地而漠然其已忘矣。一事之愉快，傳之而爭相歆羨，旋受其害而固不暇謀矣。教之衰，風之替，民之視聽如此者甚夥矣。”（《尚書引義》第84頁）這是他以一個明遺民的立場對當時世風曲折的批評。同時也表明了他是以據天言人、以人合天、天人互動、協情合理為理想的治理方法，反對天人的截然割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