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夫之關於天人關係的論述，接觸到史論中兩個重要的問題：曆史中偶然性與必然性的關係，英雄與曆史精神的關係。就第一個問題說，曆史事件是由曆史人物完成的，這些曆史人物就其為曆史長河無數曆史事件之太倉一粟看，都是個別的、偶然的，但這些偶然事件如果和某一曆史時期的需要相吻合，就會蘊發為一種風氣，這種風氣由眾多力量推波助瀾而發展成為一種必然性。偶然性向必然性轉化需要的最重要的條件是它必須符合某一曆史時期的特定需要。這種需要就是一種必然性，因為它具有不可替代、缺之不可的性質。此外，曆史中每時每刻都在發生許多偶然性，但隻有極少部分的偶然性是必然性的成因。但實際上並非隻有這個偶然性與必然性相關，從曆史是一係列相關事件的鏈條來看，每個偶然性都在參與必然性的發展。但這些參與者各自扮演的角色是不一樣的。張騫是通西域因而開辟西南邊疆的開風氣的人物，但他出使西域隻是以上結果的關鍵性一步，整個結果的實現還要靠其他無數的偶然性。就這一點看，非顯著的事件也是曆史的創造者。必然的出現，是無數偶然互相作用、互相感染、互相引發而後共同作用的過程。所以，必然實際上有兩個意思，一是某一曆史時期的特定需要，一是某種一定不移的趨勢。就必然是偶然起作用的基礎來說，是指前者，就偶然是必然發生的前提來說，是指後者。王夫之所講的偶然與必然的關係，細推繹其意實際上包含了這兩個方麵。
就英雄人物和曆史精神、曆史理性的關係看，英雄人物是能把握曆史發展的關鍵，滿足特定曆史時期的需要，順應曆史趨勢的人物。英雄人物的作用是在曆史發展的關鍵時刻，將某種符合曆史發展趨勢的苗頭衍為潮流，蘊為風氣。英雄人物與曆史理性是相借相乘的。曆史理性的完成，需要英雄人物為之開創，曆史理性為英雄人物開啟了一種可能性，英雄人物將這種可能性變為現實。曆史理性露出某種端倪，英雄人物將之推擴開來。反過來說，曆史是英雄人物施展才能創業垂統的疆場，沒有英雄曆史將是蒼白的，隻是時間的綿延和空間的擴展。英雄使曆史波瀾壯闊，色彩繽紛。就這一點說，英雄是曆史的創造者。但從曆史為一眾多力量廝殺搏鬥的戰場，為一從低到高的進化過程，為一人類精神蓄積生發的網絡來說，任何英雄人物都是曆史上的匆匆過客，都是理性用以完成它們的目的的工具，曆史借英雄成就了自己，又在英雄完成使命後拋棄了他們。這種曆史觀，既注重英雄在曆史形成中的作用，又不陷入英雄史觀；既重視曆史理性對造就英雄的特殊作用，又不以曆史理性決定一切，抹殺英雄在曆史中的作用。王夫之的曆史哲學是一種洞徹曆史底蘊的觀法，顯示出通透的曆史睿智。
3.貞與亂貞與亂也是王夫之曆史哲學中的重要概念，“貞”字在王夫之著作中用得十分普遍，意為“正”。“正”指符合價值理想。作動詞用的貞指按正義去做，使結果符合價值理想。亂是貞的反麵。王夫之在史評中將曆史人物區分為貞士和亂人，他說：
陳涉、吳廣敗死而後胡亥亡；劉崇、翟義、劉快敗死而後王莽亡；楊玄感敗死而後楊廣亡；徐壽輝、韓山童敗死而後蒙古亡。犯天下之險以首事，未有不先自敗者也。亂人不恤其死亡，貞士知死亡而不畏，其死亡也，乃暴君篡主相滅之先征也，先死以殉之可也。勝、廣、玄感、壽輝、山童，皆挾僥幸之心以求逞其誌，非其能犯難以死爭天下者也；天將亡秦、隋、蒙古而適承其動機也。二劉、翟義不忍國仇，而奮不顧身，以與逆賊爭存亡之命，非天也，其誌然也。然則勝、廣、玄感、山童、壽輝者，天貿其死以亡秦隋；而義也、崇也、快也，自輸其肝腦以拯天之衰而伸莽之誅也。（《讀通鑒論》第119頁）
貞士是為正義而死，即“不忍國仇而奮不顧身，以與逆賊爭存亡之命”者。如劉崇、翟義等首義誅王莽。亂人為自己的私利而死，即“挾僥幸之心以求逞其誌”者。亂人是為私利不顧死者，貞士是為正義不怕死者。亂人和貞士雖都是天假借利用以完成自己的意誌和目的的工具，但亂人是被動地為天所利用，貞士是主動地承擔天的動機，情願為天所利用。亂人貞士同為一朝一姓滅亡的先兆，但他們所起作用的意義不同。亂人以一己之身博取功業，身死而與時俱往，貞士“當天下紛崩，人心晦否之日，獨握天樞，以爭剝複”，其肉體雖逝去，其功烈卻融進“成純”之天中，長存於天地間。貞士是民族的脊梁，理性的支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