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局部知識與豁然貫通的關係說，王夫之認為，人可以通過心的能動創造活動，在局部知識的基礎上產生飛躍，達到對全體的洞徹。他欣賞朱熹《補大學格物傳》中“用力之久”的說法，認為用力之久不是已知之理的簡單的堆積疊加，而是質的飛躍。“用力之久”必然包括想象、思辨、推理、頓悟等理智或直覺的過程。這實際上是承認獲得知識的各種形式，包括理性的和非理性的形式在知識活動中都是必要的。
在知識活動的目的上，王夫之認為，知識活動不隻是得到具體的實用的知識，更重要的是為了鍛煉思維能力。就是說，知識活動不隻是具體的，而且是一般的。具體知識是心體洞徹、知焉大明的催化劑。知識活動既是有實用目的的，也是無實用目的的。或者說它的動機是具體的、局部的，它的結果則是一般的、全局的。格物給予人的是具體知識，而致知卻是主體運用其認識能力去積極地求知，它得到的是一種綜合能力。這種能力的獲得在具體知識活動中，而又不在具體知識活動中。所以，格物與致知不但必須有分別，而且要更強調能動地致知的重要性。這就是他所謂“巧者非物也，知也，不可格者也”所表達的意思。這表明，王夫之是知識的辯證論者，他承認格物是致知的基礎，但更看重在格物基礎上深層化的知識活動。
在格物致知兩種求知類型的區別和相互作用上，王夫之更有具體而特別的論述，他說：
大抵格物之功，心官與耳目均用，學問為主，而思辨輔之，所思所辨者皆其所學問之事。致知之功則唯在心宮，思辨為主，而學問輔之，所學問者乃以決其思辨之疑。“致知在格物”，以耳目資心之用而使有所循也，非耳目全操心之全而心可廢也。（《讀四書大全說》第12頁）
王夫之這裏認為，格物以感性活動為主，輔之以思維活動。格物階段思維的內容主要是感性材料。致知階段則純是思維活動，主要是想象、思辨、推理等活動，感性認識活動是輔助的。致知所用的材料雖也是感官所提供的，但致知活動自身，致知得到的結果卻大大超出了感覺材料的範圍。格物是致知的助緣，格物為致知提供思想材料；致知是格物基礎上的純思想活動，致知的結果是格物所得的知識的充實、擴大、提純。二者相輔相成。王夫之在論知識活動總體時說：
夫知之方有二，二者相濟也。而抑各有所從。博取之象數，遠證之古今，以求盡乎理，所謂格物也。虛以生其明，思以窮其隱，所謂致知也。非致知，則物無所載而玩物以喪誌；非格物，則知非所用而蕩智以入邪。二者相濟，則不容不各致焉。（《尚書引義》第66頁）
“博取之象數，遠證之古今”，皆是有具體考察對象的知識活動。“虛以生其明”指虛靈的心智因對具體見聞進行綜合、抽象而有了一般性知識。“思以窮其隱”指經過推理、想象等邏輯思維過程使闕疑的東西得以彰顯、補充。沒有致知，則格物所得的具體知識不能上升為深層次的、規律性的認識，難免“玩物以喪誌”之病。而沒有格物，思想者沒有具體材料和實際內容而空用智力，難免“蕩智以入邪”之病。所以格物致知二者是互相輔翼、互相成就的，不能缺少任何一方。
王夫之對格物致知關係的說明，表現出他在知識論上的一個鮮明特點，這就是在重視中國相沿相習的經驗論傳統之外，特別重視理性思維對感覺材料的加工、升華和演繹其中邏輯地含蘊著的內容。這表明他比他以前的哲學家有大為自覺的方法論意識，表明他的知識論已從理學的主要由物理到性理的類比、透射，到重視思想本身；表明他對思想的類型和知識活動中具體和抽象、感覺和推理、局部和整體、經驗和理性等關係的認識向前邁進了一大步，從重境界到思維境界並重，從重視道德理性到重視道德理性和知識理性二者的結合。由此我們可以說，王夫之是宋明理學的總結性人物，也是由明至清新的學術風氣的轉捩者、創建者。
五曆史觀
曆史是王夫之極為關注的領域，在他的整個著作中，史論占有極其重要的地位。在數十年深刻思考中，他對曆史的本質、治亂興亡的規律、英雄人物在曆史發展中的作用等問題形成了自己獨特的見解。他關於曆史中理與勢、天與人、貞與亂及史學方法論等方麵的觀點，代表了一個異族統治下的民族主義知識分子從總結明亡教訓的立場出發，對中國曆史所作的深刻反省。
1.理與勢理與勢是王夫之曆史哲學中最重要的概念。理指曆史發展中呈現的某種不可違犯的強製性，這種強製性是在曆史中起作用的，是不以人的意誌為轉移的。勢指一個時期、一個階段曆史發展呈現出的某種趨勢。在理勢關係上，王夫之論證了理勢的有無、理勢的本質、理與勢互相作用的方式等方麵。王夫之關於理勢的論述，與他的理氣論和太極陰陽論一致，他說：
言理勢者，猶言理之勢也。猶凡言理氣者，謂理之氣也。理本非一成可執之物，不可得而見；氣之條緒節文，乃理之可見者也。故其始之有理，即於氣上見理；迨已得理，則自然成勢，又隻在勢之必然處見理。（《讀四書大全說》第601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