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夫之在常與變中更重視常，由此在守正與權變中更重視守正。但他的常是變中之常，他對變與常的理解是“變者其時，常者其德”。德指性質與規律，時指具體的時間空間條件。他主張“於常治變，於變有常”，這是他處憂患的根本觀點。他說：
時有常變，數有吉凶，因常而常，因變而變，宅憂患者每以因時為道，曰“此易之與時盈虛而行權”者也。夫因常而常，氣盈而放逸；因變而變，情虛而詭隨；則常必召變，而變無以複常。今夫月之有盈虛也，明之時為生死，而魄自貞其常度也。……故聖人於常治變，於變有常，夫乃與時偕行，以待憂患。
王夫之認為，事物處在不停的變動中，人在接觸事物中會遭逢吉凶。對常變吉凶有憂患意識的人，往往過多地著眼於具體時空的變化，以求與時俯仰，因時變以行其權變。他們往往陷入“因常而常，因變而變”的偏弊，執滯不通。隻知常而不知變，則容易一往直前，過於盈滿，不知一波三折，雲回流溯。隻知變而不知常，則容易與時為隨，陷入變詐機謀，無規矩準繩做中堅，往往為利所誘。事物的法則是“常必召變，變無以複常”。如月之圓缺為變，而月必有圓缺，圓缺之度有一定之數，這就是常。用對於常的認識和把握以觀變，則可以與時偕行而不改其常，坐待憂患而以常為治。王夫之把常與變的道理運用於《周易》與《禮》的對比，認為：“易兼常變，禮惟貞常。易道大而無慚，禮數約而守正。故易極變而禮惟居常。”易兼常和變，禮側重於常。故須學禮以守正，學易以明常變之理。掌握了以上常與變的道理，就是達到了“大常”。大常是王夫之一個重要概念，他說：
時亟變而道皆常，變而不失其常，而後大常貞，終古以協於一。（《周易外傳·雜卦傳》，《船山全書》第一冊，第1112頁）
所謂大常就是奉常以處變，就是變而不失其常，這是萬古不變的準則。能夠遵守這個準則，才能對於性與道、萬與一、動與靜、取與予、仇與解、純與雜等互相對待的關係有正確的理解和運用。他還說：
小變而輸於所委，大變而反於所衝。性麗時以行道，時因保道以成性。皆備其備，以各實其實。（《周易外傳·雜卦傳》，《船山全書》第一冊，第1112頁）
在大常中，小的變化因矛盾微小，為它的母體所涵取。大的變化因矛盾劇烈而對聚積成它的衝力形成反作用，事物皆在時空中存在，事物的本質在不同的時空中顯現為不同的存在方式，而具體時空對事物的不同顯示恰是展現了它的根本性質。事物是萬中有一，一中有萬，常中有變，變中寓常，純雜鹹備，共成於穆不已之天道。這就是宇宙的真實圖景。這就是王夫之的大常。也就是“誠”，它超出了具體的動靜、常變、一多。“大常”對於王夫之是一種宇宙圖景，一種心靈洞識，也是一種修養境界。惟有此洞察才有此圖景，有此境界；惟有此境界才得此洞識，見此圖景，一謦咳而三事畢矣。王夫之的常變觀，表明他對於事物的一般和個別的關係有深徹的覺解。
三心與性
王夫之的心性論，是他關於天道的根本看法的具體體現，也是他的理想人格的基本依據。心性論在王夫之的整個哲學思想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但前人的研究中對他的本體論、大化論著眼較多，對他的心性論則注意不夠，這是由於片麵理解王夫之所謂心，把它僅僅看做理智能力所致。王夫之的心性論，繼承了理學的基本思路、基本命題，深入研究了多家理論，融入了他的特殊理解，創造、闡釋出一種含義豐富、境象闊大的心性理論。
1.心與性心在王夫之的理論中是個含義極為豐富的概念，包括性的盛具之地，感覺、意誌、理智等的主體。王夫之說：
人之有性，函之於心而感物以通，象著而數陳，名立而義起，習其故而心喻之。形也，神也，物也，三相通而知覺乃發。故由性生知，以知知性，交涵於聚而有間於中，統於一心，由此言之則謂之心。順而言之，則惟天有道，以道成性，性發知道；逆而推之，則以心盡性，以性合道，以道事天。惟其理本一原，故人心即天。（《張子正蒙注·太和篇》，《船山全書》第十二冊，第33頁）
這是對張載“合性與知覺，有心之名”一句的發揮。“人之有性，函之於心”指人心是性駐著之地。人心的任何活動，都為人性所製約。“感物以通，象著而數陳……而心喻之”等指心同時是由性生發出的感覺、知覺器官。形指人的軀體，神指精神作用，物指外在於人的有形有象的物體。心對物的知覺必須具備這三個條件，這裏主要在講心的認識功能。“由性生知”表明他接受了傳統的心統性情，“性體情用”之說而有所發揮，他把心的知覺活動看做人性的作用，即由天命於人之性生出的心的感知功能。王夫之認為“由性生知”，這表明他把廣義的性，即以道德理性為基幹，其中包含知識、意誌、審美等功能的統合體作為人之所以為人的本質。
王夫之還說：
心統性情者，自其所含之原而言之也，乃性之凝也。其形見則身也，其密藏則心也。是心雖統性，而其自為體也。則性之所生，與五官百骸並生而為之君主。常在人胸臆之中，而有為者則據之以為誌。（《讀四書大全說》第8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