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裏“幾”即心之初動對於善惡的反應，是義利的最初分界。這個意義的“幾”是受了周敦頤“誠無為，幾善惡”的影響。從氣的角度說，“幾”是心這一氣化之物的隱微狀態的動。王夫之說：“鬼神無形聲而必昭著於物，則苟有其實有，不待形而見，不待聲而聞。一念之善惡動於不及覺之地，若或使之發露。蓋氣機之流行，有則必著之也。”（《張子正蒙注·神化篇》，《船山全書》第十二冊，第84頁）“幾”即心對於事物善惡的最初反應，即“一念之善惡動於不及覺之地”。王夫之認為把握善惡之“幾”是非常重要的，因為這時念極微弱，尚未養成確定的意念，若不察其善惡而聽其隨氣流行，則養成堅固之勢而不易克治。王夫之說：“已形則耳目之聰明可以知其得失，不待神也，然而知之已晚，時過而失其中，物變起而悔吝生矣。”（《張子正蒙注·神化篇》，《船山全書》第十二冊，第94頁）應該在事物未形之時，辨其善惡，這就是“知幾”。把握微弱之善而因勢利導就是“精義入神”。王夫之特別重視《正蒙》中的《神化》篇，把它看做張載全部學說的指歸，他說：
張子之言，神化盡矣，要歸於一。而奉義為大正之經以貫乎事物，則又至嚴而至簡。蓋義之所自立，即健順動止，陰陽必然之則。正其義則協乎神之理，凝神專氣以守吾心之義，動存靜養一於此，則存神以順化，皆有實之可守，而知幾合神，化無不順，此《正蒙》要歸之旨，所以與往聖合轍，而非賢知之過也。（《張子正蒙注·神化篇》，《船山全書》第十二冊，第93頁）
但他提醒人們，如果僅僅注意神化的神妙莫測、機變百出這一點是不夠的，神化必與守義相表裏。神化的內容應是所守之義：“義之所自立，即健順動止，陰陽必然之則。”所以他對於“知幾”既強調知事幾，又強調知善惡之幾，認為這是孟子以來的儒家傳統，偏離此將陷於異端之學。
5.變與常變與常是刻畫事物偶然變化與一般法則的關係的範疇。王夫之對變與常這一對範疇有深刻見解，並且提出了“大常”與“貞”兩個獨特的概念。王夫之認為變與常起源於對事物的象與數的觀察，他說：
象者，氣之始，居乎未有務之先；數者，時之會，居乎方有務之際。其未有務則居也，其方有務則動也。居因其常，象，至常者也；動因乎變，數，至變者也。
象即具體事物呈現的形貌，數指事物的規律在具體時空條件下的表現，務指事物的運動、作用。象是事物保持自身的外在規定性，它呈現於事物發生顯著變化之前，而數是具體時空條件下各種因緣整合的結果，呈現於事物方動未動之際。事物在沒有發生顯著的變動前保持著穩定性，在事物的穩定性中呈現一般法則，一般規律。事物的顯著變動則引起一般規律在特殊時空條件中的變化。王夫之說：
君子常其所常，變其所變，則位安矣。常以治變，變以貞常，則功起矣。象至常而無窮，數極變而有定。無窮故變可治，有定故常可貞。
常其所常，即在事物相對穩定時保持其穩定性。變其所變，即在事物變化時，隨其變化而變化。其常其變，皆因事物而措置，隨物俯仰，不特意有所造作，故可處於安居之位。但這隻是消極的適應，積極的處置應該是掌握常與變的法則以發動功用。這就要求把握一般規律而駕馭變化，通過變化對一般規律進行靈活運用，而在這種運用中時時保持一般規律的穩定性。事物在穩定階段的形貌是大致一定的，但它有無數可能的改變。事物的規律雖在不同時空條件下有不同的表現，但它又是穩定的，有變中之常。懂得了這一點，就可以執一禦萬，萬中覓一。以上道理的反麵就是執象以常而不知變，執數以變而不知定。這兩種偏向都是拘執於一曲引起的。知其常，同時知常中之變；知其變，同時知變中之定，這樣才算掌握了事物的法則。對變與常這矛盾著的兩個方麵，王夫之不是等量齊觀，而是有輕重主次之分。王夫之說：
天下亦變矣。變而非能改其常，則必有以為之主。無主則不足與始，無主則不足與繼，豈惟家之有宗廟，國之有社稷哉？離乎陰陽未交之始以為主，別迷乎杳冥恍惚之影，物外之散士不足與君中國也。乘乎陰陽微動之際以擇主，巧迓之輕重、靜躁之機，小宗之支子，不足以承祧也。故天下亦變矣，所以變者亦常矣。相生相息而皆其常，相延相代而無有非變。（《周易外傳·震》，《船山全書》第一冊，第946頁）
王夫之認為，天下事物皆變，但變中有常，變不能改其常。常與變二者中必有其一為之主。有主有次、有輕有重是事物產生和發展的必要條件。何者為主？必以事物的常態即它最一般的性質和規律為主，而它變動中的臨時狀態，是不能為主的，遑論杳冥恍惚、虛幻不實的東西。事物皆變，但它變的根據必在其常態之中。事物的產生、發展、延續、遞嬗等是變，但也是常，是常中之變。王夫之這一思想，重在以常觀變，以一禦萬，他是在對事物的本質和規律的觀照下考察其變化。
(本章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