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救迷，何太迷耶！古今家具係之指也。守為聖解，聖必訴屈，救之雲者，無奈何爾矣。……天地間生生而蠹蠹也，奈何不救？救亦奈何？權且奈何，是謂方便。有此弊法，相反相勝，足以奈何之而終奈之何。奈何不得而遂有奈何之道。獨不見所以貫代明、錯行者乎？日奈月何，月奈日何，春奈秋何，秋奈春何，容之斯療之矣，轉之斯貫之矣。（《象環寤記》）
意思是，儒釋道三教皆思以其道補救對方之迷，而補救本身亦是一迷。古今人皆不免一偏，以此一偏自謂得聖人之真意，聖必認為屈。以此一偏互相補救，不過是“心心相迷，以迷救迷”，亦無可奈何之法。天地生生不已，亦壞滅不已，怎能不救？但救又對被救者發生多大作用？知不可救而權且救之，這是沒有辦法的辦法。這就是方以智說的“世無非病，病亦是藥，以藥治藥，豈能無病，犯病合治藥之藥，誠非得已”（《東西均·開章》）。三教救世，足以對世發生作用，但發生作用了又有新的現象待發生作用，如此無窮，故終救不得。救不得而有救的辦法，這就是以救為不救。君不見天地乎！天地之日月代明，四時錯行，天地間萬物互不幹涉，各行其是而天之整體運行和諧。讓天地萬物各自按其本性的必然性運行就是救天地萬物。這就是方以智最後的見解。這個見解不是從世俗的立場出發，而是從天、從道的立場出發，從破一切法、開天地眼的角度出發。這個思想從儒家說是“萬物並育而不相害，道並行而不相悖”，從道家說是“夫物芸芸，吾以觀複”、“不以人滅天，不以故滅命”，從佛家說是“好醜現前，心安如海”。儒釋道三教的根本精神在方以智看來是一致的，從天、從道的立場所做的一切，對儒釋道都是適用的：“開頂門背麵之目，破不落有無之鏡，而覆存泯同時之幬。一謦咳，三教畢矣。”（《東西均·三征》）方以智的思維方法、論證方法充滿了吊詭，而最後落入佛教不住一法又不舍一法，表遮雙遣，隨說隨掃。方以智不是一個道學家，而是一個哲學家，他的思想突破了理學泛道德論的影響，直接從天地萬物的根本原理著手。他的思想充滿了哲學智慧的瑰麗，但也充滿了經亡國慘禍而不得已墮入空門的悲涼。他的語言最似莊子，他也以莊子的同調自命，他的思想中有著和莊子同樣的性格：剛健中帶著苦痛，博大中帶著憂傷，深刻中帶著無可奈何。他不能忘情於世，甚至從他晚年的著作中仍能看到青年時的貴公子生活帶給他的風流豪縱，但他又不得不逃避現實。他深受佛家道家的熏染，晚年又不得已而出家。三教學養和他的特殊時代成就了他的博大，但也成就了他的幻滅和吊詭。他在《東西均·開章中的一段自白，道出了他的這種品格：
我以十二折半為爐，七十二為韝，三百六十五為課簿，環萬八百為公案，金剛智為昆吾斧，劈眾均以為薪，以毋自欺為空中之火，逢場烹飪，煮材適用，應供而化出，東西互濟，反因對治，而坐收無為之治。無我，無無我，圓三化四，不居一名，可以陶五色之素器，燒節樂之大塤，可以應無商之圓鍾，變無徵之四旦，造象無定，聲飲歸元。知文殊中無中邊之中，又不礙常用子華、庭皇之中。是名全均，是名無均，是名真均。（《東西均·開章》）
這是典型的莊子式語言。這就是，以天地為爐冶，以萬物為材料，以智慧為利斧，劈一切成說為薪火而燒煮。燒煮出的東西可供一切時地一切目的之需要，而自己本無一定之性質。一切是一，一是一切，無中無邊，是為最真。這就是晚年的方以智，與他早年的實證方法何啻天淵！一方麵說，從具體的智、確定的智變為抽象的智、捉摸不定的智是一種退化，這種退化是一種無可奈何。而從另一方麵說，從一隅的智變為無所不包的智，從有形跡的智變為無形跡的智，從世俗的智變為超越的智，這就是一種升華。方以智就是明清之際這個複雜的時代生長出來的一個怪傑。與同時代的大思想家王夫之、顧炎武比，其思辨似王船山而吊詭過之，實證似顧炎武而闊大不逮。他的思想是明清之際有著強烈的文化擔負意識的思想家既壯烈又苦悶的心態的反映。
(本章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