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知行辨
陳確之辨《大學》，另一個重要的目的在糾正重知輕行的學風，他的宗旨是知行並進，知行不分先後。他在給張履祥的信中說：
且弟亦非惡言格致也，惡夫以格致為大學之始事也。謂格致自與學相終始，學無窮，則格致亦無窮，而奈何截為學之始事！截為學之始事，則知行分；知行分，則必有知無行，而究歸於無知。此今日學者之流弊，已可見矣。（《答張考夫書》，《陳確集》第586頁）
他的意思是，格物致知為知之事。以知為修養功夫之始，必以行為修養功夫之終，這樣必導致知行割裂。知行應並進，應貫徹於學的始終。他非常讚賞王陽明的知行合一說，他嚐說：
陽明子言“知行合一”，“知行無先後”，“知行並進”，真是宋儒頂門針子。（《答張考夫書》，《陳確集》第588頁）
在他看來，《大學》錯就錯在重知輕行。陳確與張履祥辯知行先後，張履祥持程朱知先行後之說，認為“必先見得，然後行得”。而陳確認為，所謂先見得，必是行而後見得。至於未知之事物，尚須行而後知：“行到然後知到”，未有不行而知，未有空坐冥想而後知者。在這一點上，王陽明的知行合一可以糾治知先行後、知而不行等弊病，他說：
孔子本言性相近，孟子偏言性善；《中庸》己分知行，陽明子偏欲合知行；《大學》明言先後，陽明子偏言知行無先後。此豈徒駕為新論，以高出前人哉！皆不得已也。孟子道性善，為自暴自棄一輩而發。陽明子合知行，為知而不行者一輩而發。（《又答張考夫書》，《陳確集》第591頁）
他還作詩一首闡明此意：“人謂行路須識路，我謂識路須行路。登路問路問即行，於家講之終不明。於家講之雖已明，起而行之仍如盲。知行本合今分之，陽明複生其如何。”（《行路歌》，《陳確集》第693頁）陳確尊信陽明之學，他屢屢稱道陽明知行合一之說，謂與孟子性善說同功。張履祥則據程朱派的觀點，指責陳確深染王陽明及陽明弟子中浮誕狂傲之習，“前無往聖，後無來哲”。陳確對此則處之泰然，認為陸王之學並不是程朱派學者所貶斥的洪水猛獸。他聲明，對於陸象山之學，非之者十之三四；對陽明之學，非之者十之一二。這並非挾門戶之見，曲為回護。學者讚許王陽明知行並進之旨，而反對知行合一，正不知二者本質上是同一的：既讚成知行並進，就是反對知先行後；既反對知先行後，就是讚成知行合一。有些學者懲陽明弟子中的虛誕，因而連帶反對王陽明的致良知說。實際上，陽明弟子中的致良知與王陽明的致良知不同。王陽明致良知的本義，在良知能知過，致良知即改過。知過是知，改過是行。必實致其良知，在實行中改過。所以致良知就是知行合一。
陳確關於知行的思想與王陽明有頗多相合之處。特別是他的即知即行、致良知就是知行合一之說，符合王陽明致良知教的精神，但與劉宗周差別較大。劉宗周重內，重誠意、慎獨；陳確重外，重誠身、踐履。事實上，陳確前後從劉宗周問學不足二月。後兩次往謁皆時間甚短，且已在國變後，人心惶惑，無問學之意，亦不敢久留。第二次往謁返家後不久即聞劉宗周訃。劉宗周一生學問得力傳人為其子劉汋及黃宗羲。而陳確與劉汋、黃宗羲論學宗旨不合。黃宗羲與陳確書徑直指出：“大抵老兄不喜言未發，故與宋儒所言近於未發者，一切抹去，以為禪障。”並明告：“未發中和之體不可謂之禪，而老兄之一切從事為立腳者，反是佛家作用見性之旨也。”（《與陳乾初論學書》，《陳確集》第149頁附）
這裏，黃宗羲是從劉宗周著重意字，著重未發，以統已發的立場出發，反對陳確重後天事為、重已發的觀點，表明了黃宗羲與陳確學術趨向的差異。黃宗羲為陳確所作墓誌共有四篇。初篇以未涉學術，愧對良友，故又重撰一篇。而後又有改本二篇。重撰中稱陳確“於先師之學，十得四五”，引陳確論學語甚多。改本中稱“於先師之學，十得二三”，引陳確語不多。最後改本篇幅更短，引錄絕少（以上參見《南雷文定》）。從中可以看出，黃宗羲對陳確的學術宗旨越來越不滿意，越來越認為與劉宗周不合。劉汋之不讚成《大學辨》，亦以其不重先天中和而重後天踐履。
(本章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