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明夷待訪錄》中的政治思想
黃宗羲不僅是曆史學家、文學家，而且是政治思想家。他畢生留心社會實際問題，特別是明亡後，為了總結曆史經驗，為後世提供致治方略，他全麵考察了明代社會政治的各個方麵，寫出了代表他政治思想的著作《明夷待訪錄》。在這部著作及前十年所寫的《留書》中，他對君臣關係、法律的本質、學校的功用，對選官、賦稅、財政、兵製等方麵，都提出了自己獨特的見解。尤其對君臣關係提出的批判，其言詞之激烈，剖析揭露之犀利痛切，都是前無古人的。《明夷待訪錄》清廷列為禁書，在戊戌變法及辛亥革命時，被革命黨用作反對帝製的宣傳品，發生了相當大的社會作用。
黃宗羲首先對中國社會的最高統治者君主的產生和職分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他的依據是理想中的儒家三代聖王。他認為，君主產生於人脫離了動物式的蒙昧走入初民社會時期公眾興利除害的需要。這時候的君主“不以一己之利為利，而使天下受其利；不以一己之害為害，而使天下釋其害”（《明夷待訪錄·原君》，《黃宗羲全集》第一冊，第2頁）。
君主的產生，君主的職分，是為群體謀利益而不是為一己謀利益。這樣的君主必然比民眾辛苦千萬倍。所以，古人避君主之位惟恐及其身，或先為君主而後棄去，或被民眾擁戴而不得不做君主，皆自然之事，皆出於人“好逸惡勞”的本性。後來人爭君主之位，是因為君主的職分改變了：
古者以天下為主，君為客，凡君之所畢世而經營者，為天下也。今也以君為主，天下為客，凡天下之無地而得安寧者，為君也。（《明夷待訪錄·原君》，《黃宗羲全集》第一冊，第2頁）
今世的君主，處極權專製的頂峰，視原本為公眾興利除害而設的國家為一己之私產，以天下之利皆歸於己，天下之害皆歸於人，“使天下之人不敢自私，不敢自利，以我之大私為天下之大公。始而慚焉，久而安焉，視天下為莫大之產業，傳之子孫，受享無窮”（《明夷待訪錄·原君》，《黃宗羲全集》第一冊，第2頁）。後世的帝王，為得到君位，不惜毒害天下百姓為其爭奪權位；得到政權後，也不惜毒害天下百姓去保有其政權：
是以其未得之也，屠毒天下之肝腦，離散天下之子女，以博我一人之產業，曾不慘然，曰：“我固為子孫創業也。”其既得之也，敲剝天下之骨髓，離散天下之子女，以奉我一人之淫樂，視為當然，曰：“此我產業之花息也。”（《明夷待訪錄·原君》，《黃宗羲全集》第一冊，第2頁）
黃宗羲憤而抨擊曰：“然則為天下之大害者，君而已矣。”（《明夷待訪錄·原君》，《黃宗羲全集》第一冊，第3頁）
黃宗羲並且批判了後世小儒“君臣之義無所逃於天地之間”的理論。他認為，古之民眾愛戴其君，比之為父、為天，是因為古之君主是為百姓。今之民眾怨惡其君，視其為寇仇、為獨夫，是因為今之君主以一己之私為天下之大利。武王伐紂，是誅獨夫民賊，是為民興利除害。
孟子之“民為貴，社稷次之，君為輕”是為天下後世立法。後世專製君主不願民權在君權之上，不願民眾拋棄君父、君天觀念而廢《孟子》、刪改《孟子》，皆以《孟子》之言不利於其專製統治。黃宗羲指出，後世君主以君位為己之私產，欲傳之子孫而無窮，但實際上數世後皆為異姓所得並且末世君主往往下場極慘，這一事實應能摧沮世人欲得天下之心。他還認為，君主並不是一個超絕萬官的絕對體，君的權力不是無限的。天子雖與公卿百官有等級上的差別，但這個差別是等級中的差別，並非超等級與有等級的差別。黃宗羲的這一思想是極其可貴的。它對於破除對君主的崇拜，削減君主的絕對權力，建立一套有效製約君主權力的機製，維護正確的君臣關係，都有極強的現實意義。
(本章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