黃宗羲既以“功力所至，竭其心之萬殊而後成家”者為入選標準，所以他不排斥相反的意見。隻要是用了功夫的，於身心真有受用，於一本真有發明的，皆為立案，而且在評說中特別點出其特出所在。《明儒學案》發凡中說：
學問之道，以個人自用得著者為真，凡倚門傍戶，依樣葫蘆者，非流俗之士，則經生之業也。此編所列，有一偏之見，有相反之論，學者於其不同處，正宜著眼理會，所謂一本而萬殊也。以水濟水，豈是學問？（《明儒學案》第15頁）
這裏他提出了他心目中學問標準：凡是對自己的人格修養有益的，對人類文化發展有貢獻的，方是真學術。“個人自用得著者”，不在讀書的多寡、不在見聞的廣狹，甚至也不在具體修養功夫上的疏與密、敬與肆，而全在精神境界的養成。一切知識，一切功夫，最後都要對修養主體有所觸動、有所激發因而有所啟示、有所助益。這裏暗含的前提是，自己用得著的，不必他人也用得著。各人由於學養和性情不同，麵對的問題和解決的手段不同。精神和心靈的需要也不同，所以允許學者選擇不同的學派、不同的宗旨。《明儒學案》中有許多此處受業、彼處得悟，此派不契、彼派大行的人物。這裏包含著思想自由原則：學者為了真實的心靈受用，可以改換門庭，可以不守師說，可以像禪師那樣到處行腳，尋師問道。實際上《明儒學案》各案基本上以地域分，而同一地域的學者宗旨往往不同甚至互相抵觸。這表明黃宗羲是一個具有自由精神的學者，注重心靈實有所得，不重外在的門戶與師承。
他所反對、所鄙視的，是“倚門傍戶，依樣葫蘆”。學術應該沒有道理格式，不講儀節虛文，心靈的真實受用是惟一的。外在於心靈受用的知識，是“經生之業”，蹈襲前人舊路而無真實受用的，是俗士之學。學者所應著眼的是真實受用，即使一偏之見，相反之論，隻要是自用得著的，就應允許其存在。道、一本，是各個不同的宗旨共生共成的，不是先在的、預設的、與學者心靈無關的東西。黃宗羲的一本萬殊論，是他選取人物的最高標準。
第二，選取最能代表哲學家思想的第一手資料。《明儒學案》是學案體的典範，其體例先有案語，敘述哲學家生平和學說大旨，間以駁正一些他人的評論，後綴以哲學家本人的著作節選。關於著作擇取，黃宗羲在《明儒學案》發凡中說：
每見鈔先儒語錄者，薈撮數條，不知去取之意謂何。其人一生之精神未嚐透露，如何見其學術？是編皆從全集纂要鉤玄，未嚐襲前人之舊本也。（《明儒學案》第14頁）
資料選取是否精審，是衡量一部學術史尤其是學案成功與否的重要標誌。一部學術史，如果選材蕪雜，不知哪些著作為學者一生精神所寄，功力所萃，就會存櫝遺珠。《明儒學案》對各哲學家的著作擇取是非常精審的。黃宗羲花多年心血，明人文集，讀之殆遍。中國古人著作，皆為書信序跋碑銘語錄詩文之彙輯，即使專門的論學文字也多為短篇。選輯中國學者的著作，必須從這些零散的資料中披沙簡金，其功夫大為不易。《明儒學案》的選材，是在大量閱讀明人文集的基礎上，據其“用得著者為真”的原則，選取最能代表哲學家見解、最具有
獨創性、與整個學術發展有關的材料。短者全錄，長者摘其精要。門麵語、浮語、閑語皆不錄。錄者皆心髓入微語，真切受用語。前人謂《明儒學案》哲學多於史學，這一評斷，很大程度上是由於黃宗羲特別注重材料的選取。在黃宗羲之前，明人已有關於理學史的著作，其中最著名的是周汝登的《聖學宗傳》和孫奇逢的《理學宗傳》。細考其得失優劣，可以發現這二部書在選材及人物評斷上皆不及《明儒學案》。黃宗羲自言：
各家自有宗旨，而海門（周汝登）主張禪學，擾金銀銅鐵為一器，是海門一人之宗旨，非各家之宗旨也。鍾元（孫奇逢）雜收，不複甄別，其批注所及，未必得其要領，而其聞見亦猶之海門也。學者觀羲是書，而後知兩家之疏略。（《明儒學案》第14頁）
這絕非虛語。周汝登以禪學消化各家宗旨，對學者自別於他人的特出之處未能道出，其選材與評斷已失各家本意。孫奇逢《理學宗傳》仿朱熹《伊洛淵源錄》，敘北宋至明末著名理學家的思想。雖亦附有著作片斷，但多自《近思錄》、《伊洛淵源錄》等資料選輯中抽取，且僅撮列數條，多為耳熟能詳者。《明儒學案》與此不同，如其中江右與龍溪，江右中黃弘綱、劉邦采、劉文敏與聶豹、羅洪先的辯論，皆毫厘入微，而能代表各自精神，黃宗羲皆為錄出。黃宗羲嚐說：“有明文章事功皆不及前代，獨於理學，前代之所不及也。牛毛繭絲，無不辨晰，真能發先儒之所未發。”(《明儒學案》第14頁）黃宗羲之選材，於牛毛繭絲之細，皆不放過，以見各家微細不同。這些材料，皆從全集中抉剔出來，其慧識非等閑學術史編著者能比。循其所選而進窺學者全集，亦無誤導之虞。
(本章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