黃宗羲對四句教第四句“為善去惡是格物”的解釋卻更接近王陽明後期的思想。他認為為善去惡不是存理去欲的心理行為，不是“趨善如救火，避惡如探湯”的意誌趨向，也不是經過是非判斷然後去改過遷善的現實行動，他對為善去惡的解釋是“率性而行”。率性而行不是羅汝芳式的“順適當下”，也不是董蘿石式的“從吾所好”，而是王陽明的“致良知”，即王陽明在代表他晚年思想的著作《大學問》中所說：
今於良知所知之善惡者，無不誠好而誠惡之，則不自欺其良知而意可誠也。然欲致其良知，豈亦影響恍惚而懸空無實之謂乎，是必實有其事矣。……今焉於其良知所知之善者，即其意之所在之物而實為之，無有乎不盡；於其良知所知之惡者，即其意之所在之物而實去之，無有乎不盡，然後物無不格，而吾良知之所知者，無有虧缺障蔽，而得以極其至矣。（《王陽明全集》第972頁）
致良知包括意誌和行為，致良知有善惡判斷，有據此判斷而生發的現實活動，及此活動之後的心理反應（快然或自歉）。致良知概括了誠意正心致知格物各個方麵。黃宗羲的意思，是要把分別的、零碎的為善去惡變為一個係列性的連續活動，把功夫連貫起來，使它成為一個在善的原則指導下的自發行為。
黃宗羲劉四句教的以上理解，還有一個根本因素，這就是他想把王門後學中“虛玄而蕩”和“情識而肆”二種弊病矯正過來。王龍溪以孟子性善說及王陽明良知即天理說為根據，倡“先天正心”之學。王龍溪認為，人的一切世情嗜欲都產生於意念。心體本善，有意念摻入，始有不善。若能將修養功夫直接植根於先天本正之心體，意所動自不易入。如疏河導源，旁流之溷水自不能汙。這就是他說的“凡心習態全體斬斷，令幹幹淨淨從混沌中立根基，始為本來生生真命脈”。所以王龍溪稱自己的學問是“無中生有”。“無”為功夫，“有”為本體。“無”即收攝精神歸於靜，“有”即本心之善流行。故萬緣放下，四麵八方通路一齊塞斷，讓本體之善時時發用流行，此為“無中生有”。良知是天然靈根，不須照管，不須防檢，自然流行。故本體上著不得功夫，著力處全在如何使本體流行。隻有萬緣放下之“無”，才有先天本心之觸機而發，神感神應之“有”。“無”越徹底，“有”越生發。日常功夫，隻在使當下應機之意念頓然消解，又不使這消解過於操持，時時意念呈露，時時全體放下，隨機緣俯仰逶迤，此時即直心狀態。有此狀態，良知本體自然顯現。此為龍溪修養功夫之大端。而這種修養方法的確與遵從王陽明在日用常行中實實落落作為善去惡功夫的教訓的錢德洪大不相同，而與禪宗“即心是佛，無心為道”相應。故黃宗羲說王龍溪“躋陽明而為禪”。王龍溪因特重“無中生有”，易墮入“斷滅性種”；否定為善去惡，容易流蕩不著實地，所以被劉宗周斥為“虛玄而蕩”。黃宗羲在比較王龍溪與錢德洪的功夫特點時說：
龍溪以見在悟其變動不居之體，先生（指錢德洪）隻於事物上實心磨煉。故先生之徹悟不如龍溪，龍溪之修持不如先生。乃龍溪竟入於禪，而先生不失儒者之矩矱，何也？龍溪懸崖撒手，非師門宗旨所可係縛，先生則把纜放船，雖無大得，亦無大失耳。（《明儒學案》第226頁）
此處黃宗羲褒揚“實心磨煉”的意圖是很明顯的。泰州學派的情形要複雜得多。“泰州”以地理區域言，派中人物之學術方向和學說宗旨雜遝不齊。泰州學派創始人王艮曾以古冠服招搖都下，京中皆目為怪魁。但王艮之怪，在其“意氣太高，行事太奇”，皆外表形式上異於常人，如深衣、蒲輪之類。其學說相對於陽明弟子中其他派別，更平實無奇，更具平民色彩，更少精英知識分子所有的書院氣和出世氣。王艮本人的學說，除保身安身論與儒學傳統中的殺身取義明顯相左外，其他如淮南格物、百姓日用即道等學說，皆未出儒者範圍。其修身為本、治國平天下為末的學說，劉宗周以之為古來格物說中最平正無偏者。而他的學說中被後學大大發展了的，是“百姓日用即道”中道、理即在日常行為中，當下即是，不用擬議安排的思想。這一學說至羅汝芳而大放異彩。羅汝芳的學說，以赤子良心不學不慮天然自有為根本，以性體周流不須把持不須接續渾淪順適為功夫，“解纜放船，順風張棹，無之非是”。羅汝芳把王陽明致良知學說中本來即是、自然順適這一麵發展到了極端。按黃宗羲的說法，羅汝芳的順適當下，亦隻任氣機流行，無有主宰於其間。其順適當下即禪宗的佛法一切現成，何心隱、李卓吾的“魚餒肉爛”即承此而起。黃宗羲指出，王龍溪和羅汝芳的學說及修養實踐最大的缺失就是任流行而無主宰。他們以為自己的學說是王陽明致良知說合乎邏輯的結果，但王陽明所推致的良知是半生深切體驗、艱辛磨礪、孤苦探索所得，是道德理性和知識理性的結合，是即主宰即流行的。而王龍溪和羅汝芳隻是承襲口吻，接過王陽明從百死千難中得來的東西，沒有真切受用。王龍溪的四無說隻是王陽明“心體上著不得一念留滯”這一思想的推廣，羅汝芳的順適當下隻是王陽明“良知即是個未發之中，即是發而中節之和”、致良知須“勿忘勿助”等晚年熟化思想的截取與承襲。黃宗羲擔心的是，王龍溪的萬緣放下、任良知流行的思想，會使私欲附良知驥尾而暢行無阻。萬緣放下已將王陽明克治私欲須“如貓捕鼠，一些兒放鬆不得”的精神丟棄了，其任良知流行亦不必所流行皆良知，已為夾帶私欲開了方便之門。羅汝芳的順適當下，當下皆為良知否尚屬不可知，不用擬議安排，正將良知對意念的汰濾一關撤除。“功夫難得湊泊，即以不屑湊泊為功夫；胸次茫無畔岸，便以不依畔岸為胸次”，正是無舵之舟，無羈之馬，無有方向，無有主宰。按羅汝芳的意思，赤子良心不學不慮，天然性善，已暗含了方向和主宰，隻要順適即可。但按黃宗羲的說法，此暗含隻是理論上的“存有”，這種存有浮現於心的層麵、意念的層麵，這中間又隔了幾重公案，又有多少功夫節次在其中。黃宗羲認為，泰州後學的放言高論對突破理學的陳腐舊套，自標新格，自創新路不無幫助，“雖素不識學之人，俄頃之間能令其心地開明，道在現前，一洗理學膚淺套括之氣，當下便有受用”（《明儒學案》第762頁）。但已不能如王陽明本體功夫全提，主宰流行兼備，已有偏頗種子在其中。黃宗羲關於流行與主宰的關係曾有如下論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