夫無善無惡心之體，原與性無善無不善之意不同，性以理言，理無不善，安得雲無善？心以氣言，氣之動有善有不善，而當其藏體於寂之時，獨知湛然而已，安得謂之有善有惡？……獨怪陽明門下解之者曰：“無善無惡斯為至善”，亦竟以無善無惡屬之於性，真索解人而不得矣。（《明儒學案》第1473頁）
這是認為性與理相關，是一個表征本質的概念，心與氣相關，是一個表征樣態的概念。“無善無惡心之體”一句中的心之體，不是指心的本體一性，而是“體段”之“體”，心之體段即心本來的樣態，心本來的樣態是無任何意念的，意念是心中發生的，是後起的，非本然的。此即陽明所謂“人心本體原是明瑩無滯的，原是個未發之中”之意。《傳習錄》關於四句教的記錄對此未作發揮，而在《年譜》及王龍溪語錄中，此意甚為顯豁。錯會未發之寂然湛然為性中本無善，此與黃宗羲深信之孟子性善說相悖，故黃宗羲斥之為“斷滅性種”。而以無善無惡指摘陽明者，實不明陽明立言之旨。
第二句“有善有惡意之動”除劉宗周據自己對於“意”與“念”的區別而作的解釋外，學者對這一句理解大致相同。但第三句“知善知惡是良知”，黃宗羲的理解大不同於前人及同時期的學者，亦背離了陽明本意。以良知為是非判斷的主體，王陽明說之甚多，學者亦多按陽明這一意義脈絡去理解。但黃宗羲的理解與此不同。以上理解，指意念發生之後，良知對之作判斷，看意念是善的還是惡的。但這裏有一問題，判斷何者為是、何者為非的標準是什麼？王陽明自言：“某於此良知之說，從百死千難中得來。”陽明經過百死千難的磨煉，“良知越思越精明”，良知的判斷才可有高度的準確性。道德理性由於“致良知”將之推致於實踐而有的多次曆練，已經具有當下即是的敏銳和不容私意闌入的明察，而這種敏銳和明察又反過來加強了判斷的準確性。道德理性的自然流出和道德判斷對意念的汰選，這樣一出一入的反複運作，使心的內涵不斷擴大和充實，也使王陽明有了越來越高的境界層次。黃宗羲借用王龍溪語對王陽明晚年所得有如下描述：
所操益熟，所得益化，時時知是知非，時時無是無非，開口即得本心，更無假借湊泊，如赤日當空而萬象畢照。（《明儒學案》第181頁）
這表示他的道德理性自內而外的流出和道德判斷對自外而入的意念的判斷和簡別已然相忘，無意於流而愈流出，無意於判斷而判斷自在不知不覺中發生。判準在形式上已不存在。但一般人並沒有達到這樣的高度，意動於善惡後，良知從而分別之，他們所依的判斷標準是有問題的。黃宗羲看到了這一點，想找出一個有普遍性的、不會言人人殊的準則。這就是，他把意動於善惡從而分別之變為“誠意中之好惡”。
黃宗羲認為，陽明高於一般人者，在於其“誠意”。誠意中自有對善的喜好和對惡的憎惡。其嚴正程度非一般人所及。在陽明，善必好，惡必惡，這是道德理性本身，不是對於具體是非的判斷。故當具體道德判斷不發生時，此道德理性亦迥然不昧，直從性體透入心體層麵，挺然做主。這就是他說的“知亦隻是誠意中之好惡，好必於善，惡必於惡，無是無非而不容已者，虛靈不昧之性體也”之意。此道德理性挺立的前提是誠意，誠意保證其好惡一出於道德理性本身。而誠意的過程，同時是知識理性鍛煉的過程，二者相得益彰，共同參與具體道德判斷活動。這裏所謂“誠意中之好惡”更多的是一種功用，一種潛在的心理勢能而非現實活動。從這裏說，黃宗羲對四句教第三句的解釋中體現的思想更接近劉宗周而非王陽明。他在對東林顧憲成的評語中論到四句教時也說：
知善知惡，非意動於善惡從而分別之為知。好善惡惡，天命自然迥然不昧者，知也，即性也。陽明於此加一良字，正言性善也。（《明儒學案》第1379頁）
這裏也是以由道德理性所決定的好善惡惡之本有趨向來解釋“知善知惡”。此“知”字是虛說，即先天趨向意，非意念發生之後對它的實然知覺。四句教的第三句在黃宗羲這裏實是“好善惡惡是良知”。
(本章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