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盧新華短篇小說《傷痕》的再解讀
通常，我們一般將“傷痕”文學作為新時期文學的開端，這已經成為當代文學一個不容辯駁的定論。“傷痕”文學思潮源於1978年8月11日上海《文彙報》上發表的一篇短篇小說，它就是盧新華的《傷痕》。這篇小說發表後，在全國上下引發了熱烈爭論和強烈反響。但最終，它的價值得到了肯定。繼盧新華之後，又有一大批新老作家投入到這支創作隊伍中來，形成了蔚為壯觀的“傷痕”文學思潮。
事過境遷，如今當我們回過頭來，重新審視上個世紀80年代文學、重新審視這篇曾經引起過轟動效應的《傷痕》的時候，我們也許會產生這樣的思考：這篇由一個大學一年級學生創作的稚嫩之作，是否真能承擔起這個偉大而沉重的曆史重任？這篇小說是否真的開啟了一個新的文學時代？我們曾經對它所作的曆史判斷是否需要重新思考？
文學的發展是漸變的，而不是突變的，任何一種新質文學的產生都需要一個相當長的過渡期。近代文學之於古代文學，新文學之於近代文學，當代文學之於現代文學，莫不如此。然而，在相當長的時期內，為了強調新時期文學的異質性，很多人忽視了這一客觀規律的存在。本文的目的就是通過對新時期之初誕生的這篇短文的分析，闡釋《傷痕》身上所遺留下來的曆史和時代的遺跡，從而使人們對新時期文學，尤其是上個世紀80年代文學有一個更加清醒和理性的認識。
一
眾所周知，“十七年”文學和文革文學有一個鮮明的特點，就是意識形態性很強，文學被綁縛在意識形態的戰車上亦步亦趨，成為為政治服務的工具。進入新時期以後，文學的這一被動局麵逐步有所變化，在鄧小平的倡導下，“文藝為政治服務”的提法被廢止。文學開始了自由的回歸。因此，新時期文學與此前三十年當代文學的異質性，很大程度上就表現為新時期文學對自由的爭取。新時期文學一個中心的文學口號就是“文學回到自身”，也就是文學自主性的追求。文學要求脫離政治意識形態的束縛而獲得獨立。在這一點上，《傷痕》是否是一位“自由之子”，是否具備了新時期文學的這一特點呢？我們從這篇小說的誕生談起。
其實，早在《傷痕》發表之前，比它思想上更深刻、藝術水準也更高的同類文學作品早已有之，比如餘易木的《春雪》、《初戀的回聲》等，但卻沒有被發表，更沒有引起《傷痕》這樣的轟動效應，為什麼？因為當時的政治時機還不成熟，時代還不允許這樣的作品出現。到了《傷痕》誕生前後，“四人幫”雖然已經被打倒多時，但是人們對“文化大革命”的認識還存在很大局限，包括個別領導人在內的大多數人的思想還很保守，這直接阻礙了“撥亂反正”的深入進行，也必將影響到即將開始的改革開放的實施。“那時，‘兩個凡是’盛行，華國鋒和中央發表的文件和講話，口口聲聲要‘堅持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的理論’，‘堅持以階級鬥爭為綱’，‘要把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進行到底’。”為了破除“兩個凡是”的束縛，徹底解放思想，在鄧小平等人的主持下，關於真理標準問題的討論在全國範圍內迅速展開。但是，這場哲學色彩濃厚的討論畢竟普及麵有限，一般普通百姓是無法參與進來的，此時，急需要一種通俗易懂、形象生動、群眾喜聞樂見的藝術形式參與進來，配合理論討論的進行。就在此時，《傷痕》適時而出。“這篇小說不是一般地批判‘四人幫’罪行，更重要的，是促使人們重新審視‘文化大革命’，認識這場‘革命’不是什麼‘完全必要的’、‘完全正確的’，而是造成全國的大災難，造成萬千幹部和人民難以彌合的苦痛，由此引出必然的，也是唯一正確的結論，就是必須徹底否定‘文化大革命’。”由此可見，《傷痕》的誕生絕不是偶然的，而是政治召喚下的必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