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今中外，大凡經典的文學作品都是開放性的，具備從多種角度進行闡釋的可能。但是長期以來，受應試教育觀念的影響，我們在教學中往往忽視文學文本的這種多義性特質，罷黜其他，獨尊一種，既消弭了文本的豐富性，也在很大程度上限製了學生發散性思維的培養。
戴望舒的成名作《雨巷》是現代文學史上的經典名篇，節奏優美，詩情繾綣，誕生以來一直備受稱譽。本文試以該作為例，嚐試從不同路徑進入文本內裏的可能。
一、時代語境路徑
資料記載，《雨巷》作於1927年夏。其時，“四·一二”反革命政變剛剛發生，革命形勢急轉直下，大革命失敗的陰影籠罩著中國的每一個角落。進步的青年知識分子陡然間由火的高潮墜入夜的深淵，此前激情澎湃的“呐喊”瞬間變為前途難覓的“彷徨”。“失落”、“絕望”、“迷茫”、“惆悵”成為這一特定時代語境中的關鍵詞。
更為主要的，對於詩人戴望舒，這場由“火”到“夜”的劇變，他不僅僅隻是一個旁觀者，還是一個親曆者。1926年，第一次大革命正當高潮，上海工人舉行了第一次武裝起義。革命前進的步伐極大地鼓舞了正在上海震旦大學讀書的戴望舒。就是在這一年，經人介紹，戴望舒和好友施蟄存、杜衡同時加入了共產黨的外圍組織——共產主義青年團，戴望舒還擔任了團支部書記。那段時間，戴望舒他們經常懷著激動的心情參加秘密會議，散發革命傳單，從事革命宣傳活動。此時，革命的激情在三個年輕人內心激蕩著。據杜衡後來回憶，三人當時甚至放棄了他們摯愛的文學事業，全力做起了“新夢”：“從1926年下半年起，我卻有一整年之久沒有寫一點東西，而且也不想寫。我做了新夢；我當時很以這次‘投筆’（不是‘擱筆’）為欣幸，從此不打算再在文學方麵發展。”這既是杜衡的“新夢”，也是戴望舒“新夢”。但是，1927年3月三人的被捕入獄讓這個“新夢”一下子就被打碎了。這次被捕雖然後來由於一位同學父親的通融而使三人幸免於難，但是，巡捕房那饑寒交迫、隨時都有可能遭遇死亡的一夜還是讓三個人驚魂難定，他們生平第一次直麵了革命的殘酷和恐怖。革命的理想被嚴酷的現實碰得頭破血流。被釋後，革命形勢更加嚴峻，戴望舒他們“覺得不能再在上海待下去。於是作出散夥的計劃，賣掉家具什物，付清房租”，倉皇辭滬，分頭回家。不久，為安全計，戴望舒與杜衡又不得已轉到江蘇鬆江施蟄存家中暫避。就是在避難鬆江的日子裏，戴望舒創作了《雨巷》。
詩中，詩人首先為我們鋪設了一個空間背景：一條“悠長、悠長又寂寥的雨巷”。江南小巷，本就狹仄，又逢梅雨，淅淅瀝瀝，連綿不絕，自然更添一分壓抑兩分煩愁。兩個“悠長”的連用，更是將雨巷無限拉伸，以致渺茫。“寂寥”既是對雨巷本身的描繪（空蕩蕩），更是對彷徨於其間的詩人心境的描繪。在筆者看來，這一空間背景的營構，顯然具有象征意味。那條“悠長、悠長又寂寥的雨巷”，不正象征了當時革命陷入低穀、白色恐怖彌漫，使人備感壓抑、沉悶的現實環境嗎？
在這樣一條“悠長”又“寂寥”的“雨巷”中，抒情主人公出現了，他“撐著油紙傘，獨自／彷徨在悠長、悠長／又寂寥的雨巷”。顯然，抒情主人公的心境是壓抑的，他看不到前途與出路，所以才會“獨自彷徨”。這種“彷徨”也許正是抒情主人公排解內心痛苦的一種方式吧。其實，這種失落與彷徨，不僅僅是對詩人個體的心靈寫照，更是當時整個時代中進步知識分子的內心獨白。同時，抒情主人公又心尤未死，“我希望逢著／一個丁香一樣地／結著愁怨的姑娘。”可以說，“丁香姑娘”正是詩人心中一個美好而又痛苦的理想。一方麵，“她是有／丁香一樣的顏色，／丁香一樣的芬芳”，凝結著“我”的期望與追求，寄托著詩人的理想。在遭遇挫折與失敗之後，“我”多麼希望生機再現，能讓自己的理想化為現實。但是另一方麵，“丁香姑娘”分明又帶著“丁香一樣的憂愁”，“在雨中哀怨／哀怨又彷徨”。詩人希望“丁香姑娘”的出現，但是理智又告訴他，在這樣陰雨如晦的現實麵前，即便是一個渺茫、蒙矓的夢想，也會著上一層“憂愁”、“哀怨”的色彩。我們注意到，作為理想化身的“丁香姑娘”，詩人隻用短短的三行來形容其“美好”的一麵：“她是有／丁香一樣的顏色，／丁香一樣的芬芳”，接下來則濃墨重彩地渲染其“結著愁怨”的一麵，甚至接連使用了諸如“憂愁”、“哀怨”、“彷徨”、“彳亍”、“冷漠”、“淒清”、“惆悵”、“淒婉”、“迷茫”等一係列詞語。由此我們發現，詩人筆下的“丁香姑娘”這一意象，其實是一個包蘊了“美好”與“愁怨”雙重因素的複雜的矛盾體。這正是詩人在夢與現實之間糾結的產物。按常理，理想是不應該如此，這無疑是堅硬而無情的現實壓迫的結果。但是，即便是這樣一個“象夢一般地”縹緲與蒙矓的希望，最終也消逝在“雨的哀曲裏”：“消了她的顏色，／散了她的芬芳，／消散了，甚至她的／太息般的眼光，丁香般的惆悵。”留下“我”自己繼續獨自彷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