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對一個地方的感情和思念，是生長在心田深處的。人對一個至念至愛的地方的記憶，斷然不會隨著時光的流逝而遺忘。
一
於我，北京記憶，最深切的莫過於人民大會堂。人民大會堂落成並啟用的1959年，我在南開大學上二年級。人在天津的我，沒有機會親見這座人民的神聖殿堂，但從《人民日報》的大幅照片上看到它偉岸的身影，看到在大宴會廳舉行慶祝建國10周年國宴的盛況。從此，這座聖殿在我的心田巍然屹立。
1963年9月初，我大學畢業來到北京，匆匆在外交部招待所放下行裝，趕往東單外交部街，在外交部幹部司報到並聽取指示。該辦的手續一一辦妥，已是下午4時。還有一件與工作毫無關聯的事掛在心頭：盡早去看一眼人民大會堂。於是，我又急行軍似的向天安門廣場和人民大會堂走去。心想，隻去看一眼那怎麼行，總該留個紀念吧。可我，一個剛出校門的窮學生，不可能擁有照相機一類的高檔物件。情急之下，花了5角錢請廣場的個體照相師拍了一張以人民大會堂為背景的紀念照，總算了卻了一個心願。
寫此短文前，我翻撿出那張近50年前拍攝的黑白照片，凝視年輕的自己穿戴稍顯土氣但神情還是蠻莊重的姿態，不禁啞然失笑。如此迫不及待趕往人民大會堂，是因為我對它向往已久。在我眼前，建成僅4年的人民大會堂，嶄新如初，在秋日的陽光下，巍峨挺立，光彩無限。當時我想，如將來有一天能得享進去參觀的機會，那該是一件多麼幸運的事情！
在外交部短期集訓後，學員們按預定計劃各奔東西。我去了倫敦，在我國駐英國代辦處工作。1966年夏季回國休假，社會上“文革”的騷動已隨處可見。所幸，一門心思急於同家人團聚的我，未受此等亂象的擾動。我攜妻子在北京城縱情遊覽觀光，第一站便是天安門廣場和人民大會堂。此時的我，已不是3年前的窮學生，鳥槍換炮，終於有了自己的照相機，淋漓盡致地記錄下一個個悠然愜意、終生難忘的瞬間。
1970年，我從英國調回外交部，因工作關係，到人民大會堂參加外事活動的機會多了起來。我很珍惜這些寶貴的經曆。人民大會堂給了我見證曆史的機會，也給了我成長的舞台。
1971年7月的一天，周恩來總理在人民大會堂西大廳會見澳大利亞工黨領袖惠特拉姆率領的澳工黨代表團。這是我回國後參加的第一個重要外事活動。作為會見的記錄人員，我清楚記得周總理與客人長達兩個半小時的談話。正是這次訪問和這次談話，使惠特拉姆在中國“文革”那樣的特殊政治環境下，堅定了對華友好和合作的信心。惠特拉姆領導的工黨在不久後舉行的大選中獲勝，惠特拉姆出任總理。中澳於1972年底建立外交關係。
幾十年過去，我還清楚記得在人民大會堂先後參加接待加拿大工商貿易部長佩潘、加拿大外長夏普、美國總統尼克鬆、加拿大總理特魯多等外國政要的經曆。我更不會忘記1972年4月和10月周恩來總理深夜在人民大會堂東大廳親切接見即將訪問美國等國家的中國乒乓球代表團和中國醫學代表團（我受外交部指派隨團工作）的情景。總理從出訪方針到代表團成員的衣著舉止，一一仔細叮囑，諄諄告誡出訪人員要兢兢業業、不辱使命。作為一個學識、資質都很淺薄的年輕外交幹部，能在這樣的外交大事件中得到曆練，通常是可望而不可即的機會。老一輩革命家、外交家的外交風範和外交智慧，是我們受益終身的財富。我在人民大會堂親身參與了多少活動已很難記得清楚，但我要肯定地說，人民大會堂確曾使我長了見識，見了世麵，開闊了眼界，長了才幹，我同它的感情一步步加深。
做夢都未曾想到，1998年3月的全國人代會，我作為新當選的人大代表，坐在人民大會堂萬人大禮堂12排的座位上聚精會神參加會議。我心裏明白，在近3 000名人大代表中，自己是再普通不過的一員，但看看胸前佩戴的印有國徽的出席證，心頭所思遠不隻榮幸、激動，更多是使命和責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