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弱國無外交”，是人們很熟悉的一句老話，但它是一句警語。我理解此話的真意是說，國家隻有強盛，在國際事務中才能真正擁有話語權，才會有影響力。舊中國受人欺淩，任人宰割，那是因為中國人的命運掌握在別人手裏。半殖民地國家的外交隻能是屈辱的。新中國為什麼受人尊重，是因為中國人民站起來了，成為國家的主人，並通過自己的勞動和創造把一個充滿生機、日益強盛的國家展現給世界。
新中國走過了不平凡的歲月。63年的中國外交曆經風風雨雨，道路艱難曲折。這是衝破各種阻力走向世界、在國際舞台上贏得尊重，並占據應有地位的63年；這是頂住外來壓力和幹涉、維護國家獨立和主權的63年；這是倡導並踐行和平共處五項原則，同各國建立和發展友好合作關係的63年；這是高舉反對霸權主義和強權政治、維護世界和平的63年；這是為建立更加公正合理的國際政治經濟新秩序不懈努力的63年；這是堅持平等互信、互利共贏、共同發展的63年。
我是1963年開始從事外交外事工作的，幾十年來，經曆或見證了新中國外交的許多事件。我時常在想，新中國外交隊伍從小到大，一代接著一代，一些好品格、好作風、好傳統代代相傳。不論形勢有利還是環境險惡，我們的外交總是蘊含著一種底氣和骨氣。正如毛澤東同誌所講，這是一種“高屋建瓴、勢如破竹、敢於鬥爭、敢於勝利”的豪邁氣勢。這種氣勢來源於國家的力量。周恩來同誌講過，沒有實力人家就瞧不起我們，就欺負我們。凡文事者必有武備，從來如此。
新中國成立至今的實踐證明，底氣和骨氣是我國外交工作和外交人員必備的品格和素質。
新中國成立初期，鞏固人民政權是中心任務。美國扶蔣據台，又發動對朝鮮的全麵戰爭，並把戰火燒到中國國土，開國外交經曆了一段血雨腥風的歲月。經過三年浴血奮戰，抗美援朝戰爭取得了偉大勝利。這是一場震撼敵人、打出國威、鞏固人民政權的鬥爭，為建國初始階段國家的經濟建設和社會發展贏得了一個相對穩定的和平環境。抗美援朝戰爭的勝利，既是軍事上的勝利，也是外交上的勝利。開國外交之所以初步打開了局麵，靠的是中國人民的底氣和骨氣。
朝鮮停戰後，亞洲緊張局勢趨於緩和。中國政府為維護遠東和世界和平，為新中國在國際上贏得廣泛的同情和支持，以昂揚的姿態和全新的理念開展雙邊和多邊外交，最突出的是三件大事：第一件，1954年4月至7月周恩來率領中國政府代表團參加了日內瓦會議。在中國和大多數與會國家的努力下，會議達成了關於恢複印度支那和平的協議。第二件，日內瓦會議休會期間，周恩來訪問了印度和緬甸，分別與兩國總理發表聯合聲明，共同倡導和平共處五項原則。這五項原則逐漸被越來越多的國家接受和認同，成為處理國際關係的普遍準則。第三件，1955年4月，亞非會議在印尼的萬隆召開。這是亞非國家第一次在沒有殖民國家參加的情況下討論亞非人民切身利益的大型國際會議。周恩來率領中國代表團參加了會議，在和平共處五項原則的基礎上提出了“求同存異”的方針，與參會各國真誠協商，排除會內會外的幹擾和破壞，克服重重困難，使會議取得巨大成功。中國代表團積極參與倡導的萬隆精神，經受了國際風雲變幻的考驗，迄今依然具有強大的生命力。
以周恩來為代表的新中國老一輩外交家不僅體現了非凡的外交智慧和才華、豁達的外交風範和高超的外交藝術，而且體現了深蘊的底氣和不屈不撓的骨氣。
20世紀60年代初，美國繼續敵視中國，中蘇關係從友好到惡化，我國麵臨來自美蘇的雙重壓力，處境困難。周恩來同誌要求外交幹部用辯證的觀點看待當時的形勢。他說：“美蘇一起壓我們，這在一定意義上對我們倒是一件好事，考驗了我們。我們經受住了考驗。在處境困難時，經過努力定會找到出路，看到光明。”當時的事實證明了周恩來同誌的這一論斷。美蘇對華施壓，但我國同廣大亞非拉國家的關係卻有了飛躍性進展，與鄰國的邊界問題多數也是在這段時間內解決的。1964年1月中法建交，是中國同西方大國建立的第一個大使級外交關係，是中國外交的一大突破，在國際上引起震動。這一時期，中日民間交往空前活躍，共同提出中日關係政治三原則和貿易三原則，為兩國關係正常化積累了資源，奠定了基礎。
中國之所以能夠頂住美蘇雙重壓力，外交工作取得重大進展，是因為在正確的方針政策背後，有一種充滿自信的底氣和不畏強權的骨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