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個女作家的逃逸之路，在很多年前伍爾夫就設想出來了，她在《一間自己的房間》裏，為了表現出堅強不屈、始終與男性主義抗爭的精神，提出雙性同體論。如果僅從精神的層麵來討論這個問題，我覺得她的很多觀點是對的。但如果從社會和家庭的層麵來討論，我認為它僅僅是一種姿態，而不能成為一種生活立場和原則。
敬川出事之後，我才對婚姻、家庭有了全新的認識。事實上，誰都不可能成為家庭的一半。對於一個具體的家庭來說，夫妻雙方，男或者女，都意味著全部。
我“出逃”的那個下午，大概是三四點鍾的光景。天氣幾乎是霎時惡變，電閃雷鳴，風強烈得差不多能把一個人吹跑。站在窗口往下看，狂風把落在地上的暴雨吹得擺來擺去，像槍口下的難民一樣四散奔逃。樓下的整個街道變成了波濤洶湧的汪洋大海。但是，我去意已決，不想在屋子裏多待一分鍾。我已經很難係統地思索了。弗裏德曼說，這世界是平的。可對於此刻的我來說，這世界既不是平的，也不是圓的，它是窄的。
它漆黑一片。
事實上，我一刻也不能靜下來。在這個世界上，總有我要去的地方，總有我能去的地方——它一定不是現在這個地方。
什麼行李都沒帶，我背著一個小包就出了門。外麵電閃雷鳴風雨交加，這樣的天氣平常在屋子裏我都會害怕，但現在我什麼都不管不顧了。我撐著一把傘，獨自走在風雨裏。淡綠色的雨傘漂浮在狂風暴雨中，很幹淨，也很孤獨，那是像我此刻的心情一樣極其脆弱的顏色。
我撐著傘往大街上走去，風立刻就把它翻轉過去，好不容易弄好，刹那間就又頂不住了。試了三次才找到了風的方向，頂著風朝前走。那一會兒，心中的淚水比外麵的暴雨還猛烈，但我臉上卻掛著一抹微笑。走在風雨裏，心裏的信念越來越堅定：一定要找到女兒，目前我唯一能見到的親人。不管是生是死，我要和她待在一起！我在風雨裏喃喃地念著她的名字——幺兒，幺兒——親得讓我虛脫。
走了兩條路才遇到一輛出租車，我要他載我去火車站，語氣懇切小心，唯恐他看出我慌不擇路的樣子而拒絕拉我。司機替我打開車門說，這天兒真不好打車是吧？我說是啊，不全是你這樣的好人啊！司機笑了起來，說，你沒看老天爺打雷嗎？壞人誰敢跑出來玩命！我幾乎不相信還能心平氣和地和他聊天，一天跑幾個小時，家裏有幾口人，還順便罵了幾句房價。
當時我那麼平靜，或者說能裝那麼平靜，現在想來真是一個奇跡。其實我虛弱得像紙糊的一樣，一個指頭就能把我捅透。
好多年了，這還是第一次自己買火車票。因為是傍晚，排隊的人不是太多。整個售票大廳看起來很有秩序，並不像逃難的場所。我擠到一個窗口問有沒有去北京的車票。賣票的女人很生硬地看了我一眼，好像我急迫的語氣驚嚇住了她。我意識到自己的唐突，語氣緩和下來，再問有沒有去北京的臥鋪票，越早班的越好。她又看了我一眼，在電腦上查了一會兒，不客氣地告訴我，除了明天一點五十分有一張硬臥，而且是上鋪，別的班次全是站票了。我的體力嚴重透支，到此時已經是筋疲力盡了。如果不是有櫃台支撐著我，我很難想象自己能站立這麼久。我懇求她幫我想想辦法。她不耐煩地用眼睛斜睨著我說，沒辦法，待會兒連這一張都沒有了。我不再猶豫，買下了那張票。
離開窗口，我就在售票大廳門口站著，渴望能看到一個傳說中的票販子。但是所有人都氣定神閑熟視無睹，沒有一個像票販子的樣子。就在我失望地向遠處走去的時候，一個學生模樣的男孩跟上了我。他不說話，隻看著我微笑，沉著地觀察著我的急切。我拿不準他的身份，但仍然假裝老練地說，我有急事去北京，有票嗎？他說，沒有。然後走開了，停了兩分鍾，又走了回來，露著白白的尖牙齒笑著跟我說，算你運氣，跟我來。男孩把我帶到兩棟樓之間一個狹窄的通道裏，推開一扇小門。我以為是他們的窩，心口緊張得像敲鼓一樣咚咚直跳，但那時我已經豁出去了，根本沒再顧慮那麼多，強迫自己跟著他往裏走。過了轉角，突然聽到人聲鼎沸，這才發現是進了麥當勞的後門。
麥當勞裏麵人很多，幾乎沒有一個空位子。男孩三兩下就在靠邊的長椅上扒拉開別人的行李，為我擠出一個位子讓我坐下，然後開始打電話。很快，一個中年男子向我們走來，他詭譎的笑並沒有讓我警惕，反而覺得很溫暖。不管是出自什麼原因，那卻是來自我將要逃離的城市給我的最後微笑。我也對他笑了，他附在我耳邊小聲說，北京隻有十點多的一張中鋪了，加六十。我說，錢不是問題，不用跟我講價錢，你還能提前嗎？也許是我的單純和真誠在交易中顯示出它那無比的力量，二人交換了一下眼色，中年說，大姐，我相信你，你等著我去給你找。中年走了之後，男孩又站了一會兒，說，你可千萬別亂動，我也去幫你找。兩個人迅速地消失了，我環顧四周，滿屋子除了能看到吃東西的嘴，幾乎什麼都看不到。那些人在我眼前，我卻視而不見聽而不聞。周圍的一切像莎士比亞說的那樣，“充滿了聲音和狂熱，裏麵卻空無一物”。包括我，我也很空，空得就像那時的我，或者，隻有如此的空，我才是我。
他們兩個人是一起回來的，從他們那如釋重負的神情裏，我知道我將要得到我渴望的東西。中年人的一隻手插在褲子口袋裏。我目不轉睛地盯著他的手，知道所有的希望都在那隻手上。他走到我麵前，並沒有抽出那隻手，隻是說有張九點二十分的，但是票分兩段，從鄭州上車時是站票，到了安陽才能上臥鋪。我說，好！但是，這要加錢，他們說。我說，好！眼窩裏熱熱的。兩張折疊得皺巴巴的車票出現在我眼前，我幾乎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接過車票看了又看，心裏突然被一陣劇烈的幸福感襲擊，我有點眩暈。
這是兩個好人。
他們走了。我把票緊緊地握在手心裏，反反複複地舉到眼前看著它——它多像世界末日的船票啊！
不知道什麼時候天已經放晴了，外麵的風雨消失得幹淨徹底。我透過玻璃門望出去，傍晚的餘暉溫情地塗抹著廣場，人群變得如牧場裏的羊群一樣悠然自得。我看著他們，也用另外一個自己看著我。我知道我不能變成他們中間的任何一個，我固執地把我擺在他們之外——痛苦，冷清，麻木著，我不相信自己一夕之間就成為了他們。
五月，又是一個五月。還是一個五月！已經是夏天了，我卻冷得瑟瑟發抖。
從進來我就死死地坐在凳子上，絲毫沒有挪動半步，這時方知腿腳都麻了。我努力站起來走到服務台，買了兩杯橙汁和一個雞肉漢堡——我已經四十多個小時沒合眼，水米未沾了。我一口氣喝幹了一杯，就著另一杯，開始艱難地吞咽漢堡，每一小口都要付出巨大的努力。胃是絕對地不配合，咽下一口它都試圖頂回來。我不著急，翻上來我再壓下去，一點一點地堅持，反正我有的是時間。我需要體力，最少我得把力量維持到見到女兒那一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