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黎明：本片對階級矛盾的表現完全突破以前教科書的局限。地主和長工在逃荒路上逐漸平等。您是想刻意糾正之前教條中階級的人為對立嗎？
馮小剛：地主和長工的關係，就是現在老板和員工的關係。準確地說，就是相互依存。這種關係不是一成不變的，尤其在災難中，這種關係就會發生角色的轉換。生活曆來如此，可是往往在寫劇本的時候，會把最初建立的人物關係固定死，這是非常違背生活的。
周黎明：在我看來，本片的最大主題是人的生存本能和政治決策之間的衝突。這場災難原本是一場自然災害，但跟很多同類災難那樣，因為人為的原因被嚴重加劇了。我這種理解對嗎？最諷刺的是，裏麵的決策者似乎誰都沒有錯，這裏麵蘊含著中國人的民族性還是製度的弊病？
馮小剛：我認為兩者皆有。首先是，允許這個製度的存在是由這個民族的性格決定的。這種目光短淺，自私，隻顧眼前利益，苟活的共性，使這個製度可以合法地生存，他們的無能和腐敗又獲得了極大的包容。但是凡事都有一個度，量變到質變，當這個民族麵臨生存的危機時，人民為了活下去就要做出他們的選擇。蔣介石在1942年選擇了拋棄人民，人民在1942年選擇了拋棄他的政府。西方的民眾可以為了民主自由這些精神層麵的需求選擇他們的製度，中華民族不是這樣，他們是為了能夠生存才會挑戰統治者。如果能活著，餓不死，他們就會選擇沉默、接受、容忍。我不敢說這是不是一個最善良的民族，但我敢說這是最好統治的一個民族。隻要你沒有剝奪他們的生存權。
周黎明：您以前的作品，從西方的審美角度看，多少都有著通俗劇(melodrama)的痕跡，比如劇情借用巧合等。但這部影片，您似乎反其道而行之，不僅沒有巧合等設置，而且貌似結構有點鬆散。但我恰恰很喜歡那些有點遊離的細節，比如山西省政府的官員開會如何公平發放救濟娘，蔣介石和宋美齡看望烈士遺孤，官員準備迎接美國貴賓等，我覺得那些段落是給愛思考的人看的。你不擔心普通觀眾會覺得離題嗎？（《唐山大地震》中毛澤東追悼會的段落似乎跟這些相似，我覺得很妙，但有觀眾認為多餘。）
馮小剛：我並不認為這部電影裏有閑筆，因為時間長度的關係，我們刪了很多戲，現在留下來的都是我認為非常必要的。如果用一種食物比喻《一九四二》這部影片的話，它就是一碗雜拌粥。拍攝這部電影，我唯一需要遵從的是我的內心。如果我有妥協那也是因為不得已，都是對影片，對曆史的傷害。
周黎明：您的喜劇裏有很多精彩的台詞，流傳很廣。我沒想到，這部影片也有那麼多精彩台詞，但屬於不同性質的精彩，需要反複咀嚼才能體會個中深意。在速食文化流行的當下，觀眾會去細細體會嗎？
馮小剛：首先要感謝作者劉震雲，這些耐人尋味的台詞是他智慧的結晶。我們對觀眾常常會產生很大的誤會，以為他們把電影當成了純粹的娛樂，沒帶著腦子去電影院。我不敢說全體，但至少有一大批觀眾渴望從影院裏走出來時，內心受到了震撼和洗禮。
周黎明：您拍攝都市喜劇已經有很高的品牌效應，但您卻願意冒著失敗的風險，去嚐試這些未必討巧的故事。您覺得，一個成功的影人是不是有責任麵對民族的苦難以及曆史的真相，去拍攝那些未必娛樂未必喜慶的故事。
馮小剛：希望把《溫故一九四二》這篇小說搬上銀幕的願望始於我拍攝第一部電影之前。你可以理解，我拍攝的所有電影，以及由這些娛樂性的電影建立起來的聲望，都是為了有朝一日能幫助我完成拍攝《一九四二》的願望。因為在觀眾心裏長期建立起來了一種信任，所以我不擔心這部電影在市場上有太大的風險。它的風險是市場之外的，也是我和華誼都不能掌控的。但我們都認為應該拍一部這樣的電影，冒險也值得。我不想說大話，但作為一個導演有必要拍一些對本民族有認識價值的影片。我拍了18年電影，從《一聲歎息》到《手機》，再到《集結號》《溫故一九四二》，我的體會是，凡是想嚴肅地拍點東西的時候，創作人員都要承受難以想象的壓力和精神上的折磨，物質上的損失。可以說是舉步維艱，步步驚心，如履薄冰，險象環生。這也是每個想為中國電影真正幹點正事的導演共同的處境。我很驕傲我沒有沉溺在商業娛樂帶來的利益漩渦裏，我沒有放棄自己的理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