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四二》是馮小剛的《活著》，誠然，更準確的片名是《死了》或《死了三百萬》。這不是一部典型的馮氏影片，甚至可以說是一部反馮氏作品，在這裏，你終於體會到那個嬉笑怒罵的痞子外表下，深藏著一個悲觀幾近絕望的老文青。
《一九四二》最花錢的地方，估計是逃荒逃難的場景——延綿不絕的長龍，滲透出無限的苦難。這是我們民族無盡苦難中的一章，被世人遺忘了，又被劉震雲、馮小剛用文字和影像再現了。僅憑這點，它的溫故價值便值得稱道。不過，文藝家不是史學家，焦點在於個體的人及人性，而不僅僅是還原曆史。影片中災民的主要形象是張國立扮演的財主。顯然，他不是當年最慘的河南人，很多人比他更為不幸，但他在逃荒路上的遭遇，折射出一個中國特色，即財富並非堅固的護身符，在大災大難麵前，財主跟長工逐漸走向地位的平等。那是一種往低裏拉的平等，讓長工一家暫時解恨而已。他們所有人的命運都如風中蘆葦，被吹得東倒西歪。狂風中，底層的階級差異脆弱得令人懷疑教科書的言之鑿鑿。
從表麵看，這場狂風是旱災和蝗蟲帶來的饑荒，但跟許多自然災害一樣，真正的災難製造者乃是人，更是超越人的機製。反映這個機製才是該片最出彩的地方，如此巧妙，透出一抹黑色幽默。杜甫式的反差是一例：災民在挨餓，省長有魚吃，陪都夜夜笙歌。更具深意的是，影片似乎沒有出現十惡不赦的高衙內，誰都兢兢業業，連那個被槍斃的小貪官也挺節製的，但1942年的官場不僅產生高度的腐敗，而且有著令人震驚的對人民生命的漠視。大小官員的塑造，從蔣介石到省長，再到被槍斃的小貪官，每人的筆墨有限，但不落俗套，各有特點，並總能點到要害。
這部群戲除了災民和官員，還有外人的視角，分別代表了媒體和宗教，其作用大小不同，卻是活生生的。最難表現的必定是日本侵略軍對饑荒的反應，觀片前我無法想象那個史實如何處理，沒想到編導用了極具寓意的一場戲，用刺刀挑起的饅頭，一舉展現了日軍所做的事以及背後的動機，再加上蔣介石那句“陰險”的評語，真是莫大的諷刺。不過，影片中精彩的台詞絕非蔣介石一個角色所獨有，許多對白耐人尋味。從編劇的角度，這部多線頭、多視角的群戲很容易有點到為止的膚淺之嫌，再加上官員和災民兩條線之間沒有直接的戲劇關聯，這要求編導演均有超常發揮，才能避免一盤散沙。所幸的是，這麼多大明星，包括兩位奧斯卡獎得主，均做到了出彩而不搶戲，尤其是李雪健扮演的李培基省長和陳道明扮演的蔣介石，內斂卻非常立體，相當程度上代表了中國官場的舉止形態。
以前說馮小剛接地氣，通常是指他擅長反映普通人的喜怒哀樂。本片的全景式刻畫，無疑證實了馮小剛的觀察力不限於某個階層，他對中國社會上中下各層的精準把握，在劉震雲原著的紮實支持下，取得了類似索德伯格《毒品網絡》那樣宏大又細致的效果。馮小剛接地氣的另一表現是他的敘事技巧，但他對題材是否有發自內心的真誠與感動，才是決定一部片是稱職還是出彩的關鍵。《一九四二》顯然拍得很用心，敘事功底隻是他的工具而已。這樣的作品往往有豐富的潛台詞，它融合了創作者對國家、民族、生命、死亡、曆史、製度、宗教等宏大命題的長時間思考，於是，它令人回味，逼人反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