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采訪馮小剛
有一部陳道明主演的話劇，叫作《喜劇的憂傷》，馮小剛看了以後百感交集，幾乎情緒失控。以喜劇揚名天下的馮小剛導演，其實內心是一個充滿憂傷的文青，隻不過他的喜劇太成功，把他深思的一麵掩藏起來了。這是我老早就隱隱感覺到的。盡管這之前他拍了《集結號》《唐山大地震》等正劇和悲劇，但作為藝術家的馮小剛真正浮出水麵，徹底衝破嬉笑怒罵的麵紗，還得從《一九四二》算起。無論你是否喜歡馮小剛以前的作品，這次，你必須重新審視對他的看法，作為一個影評人或者一個普通觀眾，都是如此。
——周黎明
周黎明：近現代中國經曆的苦難非常多，為什麼選擇1942年的河南大饑荒？是因為普通國人很少知道這件事嗎？
馮小剛：一切皆因劉震雲寫了這篇小說。這篇小說看似說的是河南的災難，但小說的主角寫的卻是整個民族。這不是一個河南災民的悲劇，是中華民族的悲劇。第二次世界大戰中德國納粹在奧斯維辛集中營殺了一百多萬猶太人，引起了全世界震驚，年年紀念，深刻反省悲劇發生的原因。但同樣在“二戰”中，在1942年，中國的河南餓死了300萬人這麼恐怖的事，卻很少有人知道。就因為少了希特勒和納粹。外國人不知道，中國人自己也不知道，甚至當劉震雲為寫這篇小說去采訪當事人的時候，很多經曆過這場災難的人也都說，記不清了。我們是災難深重的一個民族，很多災難都被遺忘了，沒有反省甚至不敢反省，回避提起，這是多麼不應該。不溫故怎麼能知新？怎麼能防止悲劇的重演？這部電影不僅可以告訴觀眾我們經曆過這麼一場災難，還可以幫助觀眾從這場災難中認識我們的民族性。不是我選擇了《一九四二》，而是《一九四二》選擇了我。說一句讓我有點害臊的話，我義不容辭是因為我還有那麼一點良心，有那麼一點還沒變得冰涼的血性。
周黎明：你用全景式表現那場災難，從村裏，到省裏，一直到中央政府，還有外來記者的視野。這種敘事方式在您以前的作品裏好像沒見過。您覺得這樣做有什麼利弊？
馮小剛：不僅是我的作品裏沒有見過，整個中國電影裏都沒有見過。把《一九四二》拍成電影有三個不可能：第一個，《溫故一九四二》是一篇調查體的小說，沒有人物，沒有故事，沒有情節。把這樣一篇小說改編成電影是不可能的一件事。第二個，小說裏的幾條主要線索，災民、國民黨政府、日本人、美國記者、傳教士互相不見麵，又共同攪合到一場災荒裏，都在利用災民打自己的算盤。主角之間不見麵又發生著關係，這對於一部電影來說，也是不可能成立的。第三個，一個編劇、一個導演、一個公司，19年堅持不懈地去做一部電影，不是一氣嗬成，是喘了幾大口氣，被潑了19年的冷水，還能夠矢誌不渝，癡心不改。這幾乎也是不可能的。但我們堅持下來了，把三個不可能變成了可能。如果是聰明的人權衡利弊，是不會碰這件事的，這是幾個笨人幹的一件傻事。
周黎明：那個《時代周刊》記者在一定程度上代表著當代人的視角（至少我是這麼理解的）。那兩個老外都是外人，戲也不是很多，為什麼會用那麼大牌的好萊塢明星（相對於他們的戲份）？
馮小剛：我們這部戲用了很多演技出色且有實力的演員演配角，或者說，這部影片沒有主角。我們必須依賴一群好演員來共同完成這部影片。兩個好萊塢明星知道自己的戲份，他們一不是衝著錢來的，二也不是衝著主角來的。他們唯一的解釋就是，劇本，是被一個難得一見的好劇本打動來吃這個苦的。這也是他們能成為奧斯卡影帝的原因。
周黎明：《唐山大地震》也表現死亡，但很揪心，令人落淚。《一九四二》裏的死亡是漸進的，一開始劇中人物還會悲傷，到後來，逐漸認命了，甚至覺得死是一種解脫，早死早投胎。有個暴君曾經說過：一個人死亡是一出悲劇，一百萬人死是一個數據。您在這部影片裏，如何平衡對死亡的描寫，既真實，又要表現人物的逐漸麻木，又不至於淪為數據？
馮小剛：人在絕境中如果能夠看到生存的希望，麵對死亡也許還會感到悲傷，如果看不到希望，在無助中掙紮，在饑餓中苟延殘喘，麵對死亡哪還有心情悲傷？他們必然是麻木的，災民的感情就像寒風裏從瓦礫和壘起石塊中長出的荒草一樣粗糙，他們無暇悲傷，他們唯一的欲望就是吃，吃一切可以充饑的東西，包括人吃人。
周黎明：我注意到，影片中對宗教、法律均做了表現？裏麵有那麼一點點黑色幽默，因為在如此巨大的災難麵前，宗教和法律完全無能為力，幾乎成為笑柄。你希望觀眾思考這些問題，還是你自己一直在思考這些問題（宗教和法律的作用）？
馮小剛：我前麵說過，在當時，所有的人都在利用災民，蔣介石希望把災民這個大包袱甩給進攻河南的日本人，日本反過來又利用災民的饑餓發動河南戰役，傳教士利用災荒傳教。他說：“災荒雖然來得不是時候，但作為傳教卻正是時候。”戰區巡回法庭的老馬也是如此，他說：我一個做飯的火夫，如果不是有災，公家怎麼會成立巡回法庭？跟著我好好幹，一場災下來咱們就都是官了。這不是黑色幽默，這是人性的黑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