現在讓我們把視線又移到馮建軍身上。馮建軍是一隻初生牛犢，盡管張主任
在他腦殼上敲了警鍾，但他卻用他那兩隻尖尖的牛角頂住了張主任那番話的壓力。我要吃飯，這個個體戶的先驅者這麼堅決地想到，我總不能在社會主義國家把自己活活餓死。再說人要吃飯，你們不給我工作，我就隻能自己想辦法養活自己。這個思想雖然簡單，但卻很有力地盤踞在他腦海裏，就如一支軍隊占據了某處製高點，頑強地控製了他。那天晚上，馮建軍坐在門口抽著煙，腦海裏有兩股勢力鬥爭著，一股勢力代表著他的本性，那就是不理睬張主任，不去送禮；另一股勢力來自於世俗觀念，很強大地驅使著他的兩條腿往張主任家走，去厚著臉皮送禮。一種勢力說：怕什麼怕，最多就是抓去關幾天，教育一通然後又放出來。另一股勢力說：還是去拜訪拜訪張主任有好處，因為認這個山頭和不認這個山頭是不同的，畢竟他是辦事處主任，手上有權！一種勢力說：你送禮過去，他保證不會接，因為他會認為這是犯錯誤，所以不必要去碰這顆釘子。另一股勢力說：送去他不要是一回事，不送又是另一回事，因為你不買他的賬他就會不舒服。送禮是一種客氣，意思要到位。我隻說我是沒有辦法才走這條路，又不是別的。他就這麼比較來比較去地想著，最後他問彭嫦娥說：“你看到底送禮給張主任不？你憑直覺說看？”
彭嫦娥當然主張送禮，“當然要送，這還要問。”她說。
“我又怕他不接，”他煩惱地搖搖頭，“要是他不接，我就進退都不是人了。”
“你在張主任麵前本來就不是人。”她客觀地說，“就算他要你把禮提回來，也隻有幾腳路。但是尊敬他的意思還是到了，他是辦事處主任。”
那天晚上九點多鍾，馮建軍提著一對德山大曲和兩條大慶煙（三元錢一條），走進了張主任的家門。他沒有敲門就走了進去，那是夏天，門開著。當時還沒有電風扇，跟夏天作鬥爭的惟一方式就是門窗大敞，或用蒲扇驅趕燠熱。張主任正舉把蒲扇坐在竹鋪上看報，打著一個赤膊，戴副老花眼鏡。“張主任。”馮建軍畢恭畢敬的模樣說，手上提的禮品怕羞似的放在腿後。
張主任當然注意到了他手上有東西。“坐吧。”張主任表情淡漠地放下了手中的報紙指著一張竹靠椅說。
馮建軍不得不把手中的禮物擺在張主任家的飯桌上，“張主任，做晚輩的一點小意思。”這在當時並非如他說的小意思，因為這花了十元錢啦！張主任那時也就是四十五元一月，卻要養一家人。十元錢在那時候相當於現在的好幾百塊錢呢。當時學徒工一個月還隻十八元工資；大米隻有一毛四分錢一斤，白菜二分錢一斤，雞蛋五分錢一個，豬肉九毛錢一斤。十元錢可不是小數目！
張主任知道他的用心，他那間房子己經打了那麼大一個洞，那個洞可不是為了通風用的。張主任嚴肅著自己的馬臉睨著他，“你買這麼多東西來幹什麼？”張主任批評他道，“提回去提回去，我是不搞這一套的人，軍伢子你要曉得。”
“張主任，您是看著我軍伢子長大的。”馮建軍嬉皮笑臉地說，“我從小就失去了父母，您還教育我少了？您那時候時常批評我的話，我都記在心裏的。您就當是晚輩孝敬長輩，這總沒關係吧？”張主任的耳朵很受用，那鷹一樣盯他的目光自然就慈祥多了。這畢竟是喜人的禮物，煙和酒都是他日常生活中需要的。這位二十多年前在朝鮮戰場上衝鋒陷陣的誌願軍戰士，在生活中隻對兩樣東西感興趣，那就是煙和酒。由於他的經濟基礎隻這樣，平常他隻抽大紅花（一毛八分錢一包）或者抽更差的紅橘（一毛三分一包）。大慶煙，是長沙卷煙廠生產的名牌，是當時的高檔煙。張主任隻在幾次開會中抽過幾次，入口很流暢，味道也很純正。那個曾經企圖將張小英摁在床上幹那種事的馮建軍在任何場合下都不會使他愉快，但大慶煙卻讓他有舒服感，甚至說有了些美好的追求和向往，那就是他覺得他馬上就有好煙抽了。
“軍伢子，我知道你是為開店子的事來找我，”張主任揚起馬臉瞥著他，“但這種事是幹不得的，搞不好就要犯錯誤。我先喊醒你。”
“是的是的。我知道，張主任。”馮建軍說，“但我現在是一家人都沒有飯吃，不做點小買賣，我的細伢子就會餓死去。實在是沒別的辦法。”
“但這可是犯錯誤的事，現在我還沒聽說哪裏有私人開店子的事。”張主任說，“我不敢為你挑這個擔子，國家也不允許的。”
馮建軍看著他，臉上升起了一片悲哀的霧靄。
“這筆錢喂狗了。”他回到家裏時，小聲對彭嫦娥說。“他不同意。他怕犯錯誤。”
她瞅著他，一邊把襯衣解開，一邊把嬰兒的嘴湊上去。“張主任還說了什麼？”
“他要我把禮物提回來，”馮建軍皺著眉頭，“但是我既然提到他家裏了……我就是心疼這筆錢，可以讓我們吃兩個星期飯呢。他媽的，白送了。”